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自從世稱「田野調查之父」馬凌諾斯基在因緣巧合之下來到了大洋洲上初步蘭群島進行了長期田野並豎立了民族誌田野調查（ethnographic fieldwork）典範之後，田野調查成為了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門中重要的成年禮。但是身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門徒，要怎麼開始做田野？怎麼做好田野？究竟有沒有人能教你做田野？這些問題好像都成為老師們嘴邊一抹神秘的微笑，等待學生自己去揭開田野神秘的面紗、自己去體驗田野中的酸甜苦辣。

冷戰後，國際間不再只以政治系統（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貧窮程度（已開發、開發中）來分類國家，更強調「全球南方」等後進者共通的發展困境。透過「全球南方」的論述，世界再次打造出一個虛幻的美麗願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單一、「進步」的線性史觀。《南方的社會，學》反對一個虛假的南方。「南方」不是一種地理方位，不是一種開發程度，而是一種擁抱內外異己的概念。「南方」以更多元的方式來反對經濟至上的觀點，也更堅持去體悟多重交織下的，南方之中的南方。

卡大地布部落的男子會所制度恢復與其他文化復振活動成功之後，對於部落公共與文化事務的決策與治理成效極佳，成為其他部落參訪與「取經」的對象。而在近日的知本溼地光電廠案上，卡大地布部落更是台灣第一個面臨土地的轉型正義與綠能開發的價值衝突的案例。在五五波的投票結果與充滿爭議的諮商辦法之後，究竟，光電廠案能有甚麼出路？

「如果在花蓮，一座海洋博物館？」台灣當然不需要處處都是博物館，但以花蓮特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天然以及人文景觀，卻沒有任何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實在令人遺憾。如果有這樣一座博物館，應該跟現有與海洋相關的博物館有何不同？又應該帶出怎樣的原住民觀點。透過參訪三個與海洋有關的博物館的心得，以及舉辦工作坊的討論，李宜澤老師試圖整理一些觀察與想法。

如果一位十歲的排灣孩子告訴你，他的妹妹小時候曾經「騎過」雲豹、送雲豹回森林，你會認為那只是作夢，或只是一種譬喻嗎？在向鼓山國小少棒隊孩子們學習的過去兩年中，我學習到一種介於不同存有之間的一種對歷史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堅持。或許容我這麼說：一種「當雲豹在我們心中」的態度。

阿美族藝術家Siki的創作題材寬廣深層，除了傳統文化的動態性以外，更深入原住民邊緣歷史傷痕。不論是透過關注、訪談、認識、創作與表演，他對被日本徵兵的高砂義勇軍或是被國民政府徵兵到中國便未能再回來的原住民台籍老兵，始終一路追隨。

究竟，在二十一世紀台灣，成為原住民（becoming Indigenous）意味著什麼？單單靠學院課程並無法讓所謂的「文化」和學生之身、心產生深刻的連結，因為和部落家園或族人的牽繫若只是想像、呼喊或書寫出來的，可能很浪漫，卻往往蒼白無力，難以抵擋外界的審視以及自我內心的懷疑，也難以產生真正的力量。

一旦牽涉到文化，再細瑣的事都可能發展成大哉問，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文化的運用不只是策略問題同時也是倫理問題。什麼樣的文化元素要放進觀光什麼不放，要放得深一點還是淺一些，放進觀光流程時要將文化做怎樣的修整，是否可以為觀光而挪用他人的文化，甚至是創造新文化，每一個都是必須深思熟慮的議題。

我想，大多數人和我一樣，是在十年前小林村被莫拉克風災的土石流無情掩埋之後，才從電視新聞裡看見、知道了「小林」。 我作台灣原住民研究，但長期以來對於平埔族群的認識卻一直侷限在文獻的閱讀，直到人類所有一位西拉雅族文史工作者段洪坤入學後，「平埔」和「西拉雅」對我才開始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

生命本身是一段遠程的走動（walking），也是冗長的對話。我們走動的路途，正是我們生活的經歷。走動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活動，在時序、節奏與曲折的變化中，腳與聲音一般，對它者的出現與活動做出反應。我們所維持的社會關係，不僅在原來的位置中構造，也在行走於地之間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