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Kaka的朋友說，足球比賽很無趣，常常一群人踢了大半天還掛零。對Kaka而言，在足球場上，實力堅強與看好度或許確保能跨過一定門檻，卻不是通往大力神盃的保證；贏球必須因緣俱會。即使球員努力拼鬥了許久，在最終哨聲響起時無法進球，宛如經歷一場Sisyphus式磨難的試煉，都無法抹滅球員奔跑行進時瞬間身體移動與鬥智彼此完美結合的存在時刻，亦不能否定在時空壓縮的情境下，球迷與球員悲喜與共的conviviality。

世界盃本週進入四強賽事。支持巴西中場 Kakà先生的Kaka身為作者，特地選張他在上屆世界盃起腳射門的帥照以嚮讀者。巴西人認為足球應是Joga bonito（play beautifully），消除不公平與不具運動家精神的手段，強調公平競爭、個人的創造力（「森巴足球」的腳法）與團體默契，足球是‘play from the heart’，才有資格成為beautiful game。做為球迷的Kaka相信，這才是令觀者感受真正愉悅的足球。
面對這個號稱吸引最多地球人目光的遊戲競賽，做為人類學家的Kaka主要從兩個層面來討論：博奕做為一種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作用形式的意義，以及探討世足賽涉及暴力與狂歡這類「非理性」情緒如何被建構，從而可以對當代社會的情緒政治有另類的理解與定位。最後，Kaka回到個人層次來討論足球如何成為這個時代年輕孩子想像未來與經驗個人存在的憑藉......

跟世界許多地方一樣，21世紀台灣也歷經因為網際網路的普及使用所產生的傳播革命。到底這個新的傳播形式對民主發展的影響如何，是我關心的議題。在這裡我用「火星社會」來描述這一個新的資訊網路領域，「火星」一名主要借用台灣媒體對年輕世代使用於這個新領域所創造出來的特殊書寫形態的稱呼，換句話說，我主要關注建構這個領域的各種不同新奇的書寫形式，包括影像、聲音與文字等的創造與變形。而「火星社會」的概念則認為這個領域正在形成虛擬世界 ，全面性地建立一個所謂「第二生活」。根據學者對來登實驗室發展的線上遊戲「第二生活」的研究，第二生活並非是和「真實生活」對立的虛假現實，而是一個相互建構但具有自己獨特文化邏輯的潛在世界

世界盃開幕戰由地主南非出戰法國。開賽5分鐘後，我迷惑的問：「現場有什麼蝗蟲還是蜜蜂在飛嗎？」原來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不久後，全世界都認識了一個新的「樂器」──vuvuzela ，中文翻譯五花八門（ 巫巫茲拉、嗚嗚祖啦、嗚嗚讚啦）都翻得很貼切，因為看了就知道這個東西很「吵」。Vuvuzela是一種塑膠製的長管喇叭，據說音貝超過120，比裁判的笛聲還響，全場一群人一起吹，熱鬧可見一斑。Vuvuzela的由來有幾種版本，媒體抄來轉去，大致不是原來召集開會用，就是噪音的意思，甚至是拿來嚇走狒狒的。十幾年前因為不能攜帶金屬進場看球，開始出現塑膠製品，五顏六色成為南非的特殊足球景觀，這次世界盃一躍成為前幾天的全球焦點。很快的，許多球員、教練、球迷和轉播員都恨透了vuvuzela，要求國際足總禁這種「噪音」。有些球迷抗議：「都聽不到各國球迷場邊的歌聲了！」國際足總想了一陣子，決定接受南非主辦單位的說法：「這是南非文化，必需尊重。」這是「政治正確」的決定，但身為擁戴多元文化的人類學家，還是忍不住感動了一下──世界還是有在進步的！

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麵包店的架上看到這本書「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覺得好奇買回來看，發現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一本書之一，甚至在這樣讚美時，都覺得有點冒犯，因為那是一個用心照顧蘋果三十年的感人故事。
近年來相關主題的書籍和故事在台灣也掀起不小的浪潮，到底這個被催動的感情狀態來自於何處？人類從遠古時代就知道煉鐵，只要他想要的部分，不要他不要的，人類從來就不是自然的，深深懂得掌控自然獲取所需。這樣的掌控性讓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也邁入了生物科技的時代。但是這個掌控的趨力是朝向何處發展呢？

2008年9月12日的辛樂克颱風，重創了知名的觀光區廬山溫泉，像玩具般倒塌在河裡的飯店透過新聞報導一再播放，讓人怵目驚心，但其實更令我震撼的是官方對這個事件的回應.....今年二月，鄰近廬山部落的春陽村接到縣政府一紙公文，告知3月4日將到春陽活動中心舉辦「廬山溫泉區遷建選址春陽溫泉階地規劃說明會」。經過部落裡的幹部多方瞭解，才知道縣政府和中央多次開會評估後，覺得廬山溫泉當地地質太過危險，原址重建不可行，為了業者的生計，為了南投的觀光事業，縣府選擇尚未被大量開發的春陽溫泉作為遷建地，決定在此重新開展廬山溫泉業的第二春....

大抵是心理學家對小孩較感興趣，人類學家要嘛對「嬰兒胚胎」時期的社會文化論述較熱衷，或是較多著墨在轉大人的過渡階段。我女兒小雷的行為正處在心理學家分類的口腔期與肛門期的過渡，但是吸引我注意力的卻不在口腔跟肛門之間，而是她小腦袋瓜裡充滿著許多腦筋急轉彎似的笑點，以及天真熱情的回應我們大人的話中話。

Kaka自投羅網且來寫政治文，而且還自找死路地寫（社會學與政治學最熱衷的）當代國家。Kaka認為，當我們的研究對象先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後，人類學家必須擺脫過去對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僵化看法，先浸淫在現象中去嘗試新的提問與可能性，從而有可能找到重新建構與掌握社會範疇（例如政治與經濟二分）的切入點。首先聲明，appearance不是Kaka創意的發想，是重新閱讀Karl Marx與Michael Taussig的作品後，反思這個概念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幾個關鍵面向，並探尋此概念的極限。

最近終於看了《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這部有名的日本電影，除了充分理解為何談此議題的影片會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它也引起我的好奇：到底男主角是如何「變成」專業的禮儀師的？影片的重點當然不在討論社會制度，也對於日本的生死與殯葬文化沒有太多著墨(關於此點可觀賞《楢山節考》)。但職業病使然，讓我邊看電影邊想這些問題。前兩天又收到婦女新知的通訊，其中提到台灣的禮儀師考題終於開始有了性別平等的觀念，再度挑起我對此行業的好奇心。於是，我上網把考題找了出來。一看之下，覺得這真是人類學的命題哩......

人類學家常說文化中的動物應該是好吃（good to eat）又有益思考（good to think, cf. Stanley Tambiah 1969）。我們可以理解印度聖牛，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豬，當然還包括岜里島的雞（別忘了鬥敗之雞也將成為食物），甚至文化中的樹也有這樣啟發思考的特性（作為知識樹或者生命樹的隱喻，cf. James Fernandez 1998）。但如果說某種排泄物如牛糞呢？都市裡對於動物糞便的想像，大致如同在最高學術機構裡告示牌所示：「隨手清除，否則驅離！」除了去之而後快的強迫，牛糞更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食物（抗議美國牛肉進口的社會學博士生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牛糞，可以幫助我們沈思嗎？換個方式問，基因改造作物與牛糞之間，誰會選擇後者呢？

法律如何界定文化事物？人類學怎麼看待法律？弱勢族群真的能仰賴法律來保護他們的文化傳統、捍衛他們身為國家公民的權益嗎？
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否用不同方式面對身心痛苦？來自異文化的醫學體系是否能跨越國界在異地生根
流行文化的全球化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為何？為什麼亞洲年輕人選擇美國黑人的饒舌音樂作為反叛的象徵或藉以抒發鬱悶？
文化觀光產業非得把文化傳統當成消費商品來販賣嗎？而文化傳統被消費化之後，必然會失去它對當地人的原有意涵嗎？
上述與當前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核心議題，皆是人類學研究的新焦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七屆人類學營探討的主軸是，在面對這些議題時，人類學如何能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觀點中獲益？而人類學理論、民族誌研究方法與跨文化比較研究，又能對這些新興研究領域的探索，提供哪些更貼切的理解視框？上屆人類學營的學員有點芭樂的心得，提供大家參考。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前一陣子馬王子政府的博士官員，陸續下鄉向穿雨鞋戴斗笠農民解釋ECFA時，朝野雙方進行了一場經濟隱喻大戰。卡卡院長（跟Kaka沒有親戚關係）以帶刺的玫瑰比喻政策兼具優弊，悲觀者和樂觀者各見所欲；這引來在野黨以仙人掌反諷，花少而刺多。甚至，連簽了ECFA之後變成免稅店讓大家好做生意的比喻都出籠了，「一幫二不三要」的口號好響亮。常常在田野地中被當成農婦村姑的Kaka心想，果然是完全不了解農工生活的人才會使用的隱喻。連高鐵車票都買不起的人，哪有機會進免稅店買東西呢？要如何想像和理解這個隱喻呢？在Kaka的田野地中，許多人家門前都種了玫瑰，誰不知道玫瑰有刺，剪下時要格外小心？看到玫瑰忘了刺的，怎麼會是務農的人吧？而且，從遠距離看，誰知道那玫瑰會是朵日益嬌豔的花，或是製作精細的塑膠花呢？

最近有機會讀到村上龍的《希望之國》與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兩本作品雖然關懷點各有不同，但湊巧地都以某種「理念共同體」（intentional community，也可譯為「理念村」）做為主題，閱讀之餘也讓我不免回想TMS農場的經驗。小說中的志願結村是年輕人與成人世界之間的決裂宣告（希望之國），或是在舊有信念及體制崩解之際的受苦靈魂對於新救世主的集體追尋（燃燒的綠樹），而現實世界裡的理念社群則有多種類型與淵源，有的歷史悠久，像新英格蘭地區的Shakers，有的聲名狼籍，如大衛教派之類的末日教會；不過大多數歐美的理念共同體出現於1960年代之後，結合成員的通常是一股反資本體制的強烈信念，但並不都是出於宗教狂熱，有許多是基於共同的環保生態或人權理念而結合。有些理念社群選擇與主流社會隔絕，過著「遠離供電網（off-the-grid）」的生活，但更多的群體其實相當世俗化，成員除了共享居住空間與部份財產之外，工作生活與一般人無異。或許這些社群唯一共通處是它們都帶著某種小眾理想，在集體生活之中共同試驗體制以外的另類出路。

印象中白花菜，是跟拜拜連結的。小時候，在拜拜的「菜碗」裡頭，媽媽幾乎都會準備一份川燙好的白花菜，搭配上幾片紅蘿蔔。可能是準備方便、形態好看兼之配色討喜吧，這菜色從我有記憶以來就出現在供桌。拜拜過後，我們常就著川燙過但已冷掉的菜直接吃；而更多時候，是搭配著花枝炒。但這幾種吃法都不大吸引我：川燙者無味，熱炒者又嫌油膩。也因此我對白花菜一直敬而遠之。

前晚到交大「中正堂」（奇怪的名字）觀看「眼淚」，一個百味雜陳的觀影經驗。看完的第一個念頭是有好多人身不由己，人人都會犯錯，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對「錯誤」置身事外。
我突然慶幸我生在台灣，在一個不太宏偉的社會空間裡，一部片子可以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免費被觀賞，我們不多不少的人可以在觀影後留下來，相互交換感想，從正義、暴力、懺悔、階級談到報復和同理。我們的距離不太遠，得以聽到相互的嘆息、感受到對方的沈重，走出那個空間後，我們願意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社會各個角落。

盡管硬芭樂似乎不受歡迎，我還是決定要在芭樂寫篇政治文，因為35年前的今天非常政治──蔣介石去世，國家宣布「國喪」一個月，娛樂活動暫停。 蔣介石遺體移靈慈湖。35年後的4月5日，桃園縣政府主辦2010年「OPEN蔣春季慈湖旅遊季」活動，蔣介石銅像穿上花布衣、打扮成原住民拿著拉拉山的水蜜桃、裝扮成料理魚的廚師，還有個騎金馬紅匹風好拉風。但將蔣介石「創意變裝」，只是個好玩的觀光行銷？甚至是個「顛覆威權」的行動？

這是我經常遇到的情況，在社會學界的朋友前聊天，如果你談到「星座」，這些朋友不是木訥以對，要不就是說「我不相信這個」。在人類學圈的朋友們前面談這個話題，對話可就積極得多了。難道社會學界的朋友離「科學」比較近，而人類學的朋友比較「迷信」？經過多年的思索和浸潤，我漸漸理解其中奧秘。星座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較多人類學界的朋友（在我的經驗裡）喜歡將星座當作人際關係中的羅盤指南，這裡隱藏了一個學科界限裡的百年秘密。說穿了就是人類學界的朋友對人際關係充滿了「想像」的紋理，而這個想像可以連到遙遠的星球，而這個想像的動力是什麼呢？經過長久的參與式觀察，我們希望以一種「照顧」關係的倫理來替代「控制」的認識論。

“Disaster Anthropology” 基本上是一個二十一世紀興起的課題，而且相當強調自己與以往（特別是「結構功能式」）人類學研究的區別，在於災難人類學特別觀照大規模影響人類生存的「非常」事件，而非社會文化體系中「常」的過程 (Hoffman & Oliver-Smith 2002)。關於災難人類學在台灣九二一震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次風災之後能夠發揮的作用，相信人類學界中對於相關議題更為專注的同仁，會有深入的討論。但是我個人觀察風災之後的台灣社會的種種言論，倒是發現在究責 (accountability) 與歸因方面，有許多值得人類學者關注的現象。在這次重大災難的背景下，這些現象透露出的，反而是台灣當前社會文化氛圍中，一些反覆出現的模式與規律。

類似奧運這樣的國際賽事已經演變成一種完美呈顯全球現代性的大型活動(mega event)：競爭者以國家為單位、比賽項目乃是從優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對身體技術的擘畫逐漸展開，並漸進涵括日增的新興國家擅長之運動。而各項比賽項目，成為各國評估自我國族形體與凝聚國族認同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