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 服從貿易?

我這幾年利用寒暑假到香港作研究，我的計畫書寫了許多學術理由，以證明(我)到香港作研究的重要性。計畫書的末了總有一段要交代計畫預期的貢獻，我寫了研究香港的xx歷史發展，可以幫助了解台灣xx的現況。自從台灣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後，我觀看香港的幾個網路平台，充滿了「今日的台灣，明天的香港」，或「今日的香港，明天的台灣」的歎息或打氣或自我探索(soul-searching)，這時候港台的相互照看卻讓我有種背脊生涼的感覺。

我的背脊如何生涼呢? 先說2011年夏天悶熱的香港島，有一則新聞：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待香港到訪的大學生時，談及有關香港公務員的三個情況，包括：一、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二、香港公務員只會執行，回歸後卻「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三、香港公務員缺乏長遠規劃視野 (7月27日香港《明報》)。

我最初的反應是困惑是港澳辦主任何許人也，如何可以像是主人般的總結香港政府的表現。當我持續注意這個事件，發現關於「成也英國，敗也英國」的許多正反意見，倒是有一個相同點：香港公務員水準很高，或是香港政府「效率」很高、執行力很強。即使是提出批評的中國中央高層王光亞也不否認這一點，只不過王光亞的重點是香港政府守成有餘，開創不足。接著這個論點衍生下來的就是香港能夠成為今天的香港－國際化繁榮的現代都會－英國殖民時期所創建的政府體制居功厥偉，各方似乎也不反對這個論述。事實上，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回歸時保證原有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一國二制，不僅是要安定香港人心，更要以成功的香港模式成為引領80年代正要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中國的模範。顯然的是，這個大部分香港人相信，再加上中國政府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的香港經驗或發展模式是成功的，只是它目前面臨的新情勢，使得不同的人對於它未來的走向有著不同的期許和評價。

那麼香港模式面臨甚麼樣的新情勢呢？

以王光亞的話來說，當前香港存在將經濟、社會、民生問題也當做政治問題處理的現象，把所有問題都「政治化」，這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7月27日香港《明報》)。王光亞以及其所代表的政經團體認為「政治化」各種問題的方式，很清楚的就是指香港不斷出現的「抗議」活動。舉其大者，2005年舊區重建爆發留守灣仔利東街、2006年因中環填海工程而出現的捍衛天星碼頭運動、接著是比鄰的皇后碼頭、2009年開始的菜園村反高鐵運動(請參看我在芭樂人類學寫過的反想: “銅鑼灣的大冠鷲”)，以及目前仍持續發酵的反對新界東北開發，都是因為「開發」徵地所出現的抗議活動；如果再加上和土地開發無關的2003年SARS危機、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抗議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即所謂維護國家安全法、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等。在王光亞等的論述裡，抗議經濟、土地開發成了把所有問題都「政治化」，而香港政府處理社會逐漸「政治化」問題的魄力不足，難以保證維持成功的香港模式。

 

 

這個話語是不是最近常常在台灣主流媒體出現?它以各種方式指責佔領立法院的學生與群眾，但總是迂迴的敘述一個發展是往前看vs(混亂)政治是倒退的、經濟是理性與帶來繁榮的vs抗議是情緒與帶來動亂的。

讓我們暫時撇開所有政權都會指責抗議者把事情「政治化」，破壞秩序，不遵守現行法律，違背民主原則等等話語，一般大眾似乎相信經濟的可以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特別是相信(或至少它是個理想)市場可以自律，越是沒有外力干擾的自由透明市場，越有自我調整、將利益極大化的功能。這個自由市場的神話已經有太多的作品指出其虛幻性，但即使我們退一萬步，假設真的在某時某刻存在這個理想的自由透明市場，這個自由市場帶來利益的極大化(我們仍沒忘記誰得利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認真對待其可能帶來的破壞性。

經濟史學家Karl Polanyi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 (中譯鉅變，這本書也是經濟人類學的經典)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仍然值得摘述。他說人類社會的經濟行為從來都是鑲嵌(embedded)在社會體系裡，只有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行為是去鑲嵌(dis-embedded)或是脫離社會體系，並且試圖以其邏輯包含整個社會體系。在這個過程裡，資本主義創造了許多虛假(fictitious)商品，例如土地、金錢等，它們之所以虛假是因為它們被創造成以為只需要依照它們自己的體系與邏輯去計算、評價，而不去計較其他社會層面因此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於是此一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帶來雙重的運動，一方面市場不斷的想要脫離社會體系以及將其他社會體系的事物創造成虛假的商品；另一方面更關鍵的是，社會不斷出現自我防護動作，同時要防衛社會「珍貴」、「神聖」的事物不變成商品，以及保護社會不因為弱肉強食的自由競爭而充滿矛盾甚至衝突。Polanyi於是指出資本主義一次次的危機正是這雙重運動辯證衝突後無法解消後的產物(然而，我不完全同意Polanyi所說，這雙重運動可以透過民主政治過程，重新(至少暫時)整合與調整到一個適當的狀況。

典型的代議民主無法調合經濟發展與經濟正義的問題(更別提台灣這個近似肉桶(pork-barrel) 的代議民主)，這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有興趣的人可先參看 JK Gibson-Graham The End of Capitalism (1996))。我們可以說晚近二十年來由於這一波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對於經濟結構重組以及其所帶來對於國家管治的困難，社會自我防護的動作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香港不斷出現的「抗議」活動，台灣不斷出現的「抗議」活動(我還需要舉例嗎?)，從土地、環境到貧富差距、世代正義等等，正是社會自我防護的動作。而台灣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後，把立法院的幾個入口封住，對我而言象徵性的把資本主義不斷的入侵擋住在外，把社會(需要正視或重建)的價值防護起來。

因此，這些「抗議」活動不僅不是不正常、失序混亂，它們反而是社會要釐清、重整新社會秩序的動作。那些動輒指責社會防衛動作為「政治化」的論述，其實也只是以市場的神話要求所有的社會生活聽從經濟邏輯，不要干擾資本主義經濟行為去鑲嵌的邏輯(我們也沒忘記這個市場自主的神話是如何依賴政治體制的問題)。

台灣不是一塊空地，不該只有一個(資本)故事

資本主義最擅長也最喜歡把所有的人、事、物，如同上述Polanyi所說的，都創造成可以計算的商品，以致於可以用簡單清楚的數字讓人、事、物被定價被交換。在晚近的新自由主義更想把時間、空間都弄成同質，或是把原有豐富、異質的時間、空間，壓縮成沒有意義的時空，沒有意義的時空只變成資本流通的介面，甚至時間、空間本身變成可以競逐的商品。於是資本或是抹去時間、空間原本存在的故事、歷史，或是投射一個彷彿天堂的烏托邦(請看我在芭樂人類學寫過的: “一個關於空地的夢想”)。資本的流通與累積需要快速和穩定，快速和穩定需要貨品、人員、資金能夠無縫的在時間和空間裡流動。越是無縫有效率的穿梭在時間和空間裡，資本累積的效率和效益越大。

但是，也先讓我們看看香港的狀況。21世紀的香港新界，我看到模仿不少大城市如紐約、倫敦等地發展都市農業。原因是發展農業不單能使當地居民自給自足外，亦能善用廚餘，把廢物變肥料。另外，生態保育也是保農地的主要原因。例如目前最為出名的社區農業「馬屎埔農場」便孕育了不同品種的雀鳥、昆蟲，而這些珍貴天然之源是無價的。但是在香港一般的主流論述裡，這些現象被當成抗拒香港的發展，特別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命脈房地產，在興建住宅、商業用地都不夠的情況下，怎麼還有可能讓綠色經濟、社區農業佔有珍貴而稀少的土地資源；同時後者常常和抗議活動相連，把經濟問題政治化，帶來香港社會的不安。

 

 

然而，對我而言，這些現象交織著對國家、族群、家庭的想像，既具保守性也有衝突的張力。或是如谷淑美和潘毅指出這是一種新的公民方案，目的是對抗政府的霸權和市場力量，「這是一個對增權(empowerment)的實踐，它希望在香港開拓一條新的抵抗之旅。它暗示著另一種人人參與建立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公民權的可能性」(2003：131)。當資本越是要抹去時間、空間原來多層次的意義，以及人們創發時間、空間新的想像時，我們更要不斷的訴說這裡不是一塊空地，不該只有一個(資本)故事，它已經有而且未來還應該有不同的故事。所以當人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無限制的掠奪時，人們更是在對社會(時間、空間、人、事、物)的意義爭奪。當資本的支持者許諾繁榮的未來，它其實是建立在人們的恐懼之上；當資本的支持者強調把世界和台灣接連在一起，讓我們走出去，讓別人走進來，它其實是一個單一的故事，資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