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古,怎樣思考》導讀
考古學家如何談性別?
考古學家如何談性別?為什麼要談性別?女性主義又是如何改變考古學?
這絕對不是一個所謂非專業的問題,因為就算是在考古學領域裡,也還有很多考古學家不認為我們可以透過考古研究討論性別,或是有些考古學家會說,除非有人骨出土,否則考古學家無法談論性別。
因為考古這門學科所依據的是各種物質遺留來討論過去社會,而所謂的物質遺留包含人所製造、使用的工具,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鍋碗瓢盆,或是為了移動、生產食物、居住等的各式結構,像是各式家屋、火塘、馬路、耕地等等,這些都構成考古學家討論過去的主要線索,也因此很長一段時間,考古學家認為考古學無法談論性別,因為物不會說話,物沒有性別。
但是受到一九六○、七○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影響,考古學家除了注意到自身學科內強烈的性別失衡現象,並檢討實踐者本身的性別失衡對於考古學研究的影響,是否正如考古學家所一直宣稱的,考古物沒有性別,且無法討論性別?
經過系統性的檢視,考古學家們發現,過去的考古研究並非完全沒有談論性別,而是理所當然的把二十世紀對於性別關係的理解直接投射到過去,於是過去社會理所當然就是男狩獵/女採集,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是食物供給、社群保護者,是社會進步的啟動者,是考古研究的重點,也因此,無論是女性考古學家或是我們的女性祖先們,在考古學的世界裡,不是被邊緣化就是被完全噤聲。
於是一群考古學家,主要是女性考古學家,開始積極追問,我們該如何在考古資料看到女性?該如何談論過去的性別關係?考古學可以如何與當代的性別研究對話呢?
羅絲瑪莉.喬伊絲的這本書便是想要嘗試回應這些問題,她更強調,雖然考古學家研究的是過去的社會,但是過去往往是社會用來合理化當代各種不平等現象的主要藉口,也因此考古學家有責任積極面對。她曾說,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考古學者,深切理解並決心對抗當代社會運用過去來「自然化」許多不平等的現象。透過過去豐富的教學經驗,她更體認到直接運用證據說故事的力量。因此在這本書裡,她藉由過去性別考古學研究的成果,運用說故事的方式,一方面讓社會大眾看到考古學家研究的過程,從問題的建構、資料的收集、分析到如何把關於過去的故事說出來,另一方面,她更透過這些故事,針對那些我們習以為常、自然而然對於過去性別關係的想像,例如二元的性別對立、性別不平等的發展及異性戀本位的性欲想像,進行大規模的顛覆工作;讓我們跟著她,透過過去人們製作、使用的物及圖像,一起想像那個可能完全不同於當代主流概念的性別樣態,甚至逼問何謂性別?有放諸四海、跨越時間皆準的性別定義嗎?也更看到了人無限的創造性,不但發明了新的物質世界,更建構不同的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
女性主義對考古學的批判與貢獻
考古學家對於過去性別的追尋開啟了不同的研究方向,而女性主義考古學家的批判讓考古研究更精準及科學。
考古學家從尋找過去社會中的女性身影開啟了考古學性別研究的開始,也是在這個追尋的過程,發現當代社會的性別二元想像無法協助我們理解考古資料,就像羅絲瑪莉.喬伊絲說的,「考古學的物質面相抗拒化約,證據會掙脫過分簡化的模型,逼我們正視最不經思索的成見(頁一八四)」。於是當提姆.葉慈(Tim Yates)透過重新整理兩千多處遺址出土的人類圖像,想要討論北歐青銅器時代的性別關係時,他發現並無法如過往的分類以簡單的方式將這些圖像放進二元的性別圖像內,受到女性主義對於異性戀本位主義批評的啟發,葉慈認為若是跳出異性戀的想像,我們看到了圖像中,除了可能對男性戰士的推崇外,其他人彼此間並無太大差異,帶武器的不必然是具有陰莖的男性,而過去辨識成女性的人像也可能帶有武器,因此葉慈除了需要新的視野來理解北歐青銅時期人群的性別關係,更需要經過對於這些圖像資料進行更全面、完整的分析,我們才有機會說出不同於以往的故事。就如女性主義考古學家艾莉森.懷利(Alison Wylie)所說的,女性主義的批判讓考古學家進行更好的科學研究,更注意邏輯推論的一致性及資料分析的嚴謹性。
曾經有考古學家批判女性主義考古學家是政治的操作,想要用特定的性別意識形態進行對於過去的詮釋,以達到其改變當代政治的意圖。羅絲瑪莉.喬伊絲則透過不同的個案研究,讓我們看到女性主義考古學家如何運用不同的線索,反覆論述、驗證考古的證據,這個過程包含利用不同的科學技術,對於「物」進行更深度的分析,無論是運用化學分析方法來分析陶土的成分,嘗試連結不同遺址間的關係,或是透過同位素分析來看到印加帝國對於男女飲食的影響,甚至是對於土壤內化學成分的分析,或是澱粉粒、矽酸體這類無法被「看到」的微遺留來找到古代男男女女在不同場域的身影。絕非如批判者所言,女性主義考古學是強加性別在無法言語的物上,相反的,這些研究更清楚展現對「物」嚴謹的研究,絕對是奠定考古推論的重要基礎。
生命的可能性:女性主義考古學的積極意義
在書中,羅絲瑪莉.喬伊絲運用各種考古學研究推翻對於普同性的假設,這種假設不但包含我們對於二元性/性別的角色的假設,更是對於特定時空人群普同性的假設。例如在馬雅古典社會裡,社會階級的重要性遠超過性別差異,因此貴族女性與平民女性間的差異遠多於他們彼此的相似性。不同於傳統的假設,針對馬雅文字及圖像的研究顯示,統治家族與貴族階級的女性皆參與宮廷的儀式與政治生活,而無論是貴族或是平民,馬雅社會展現出,即便是在所謂的經濟不平等的狀態下,人類創造及主張社會聲望的方式可以非常多樣化。
而對於普同性的批判更讓考古學家致力於不同生命經驗的訴說。正如羅絲瑪莉.喬伊絲在總結這些不同考古案例時說,「重點不在於考古學家手上掌握了什麼樣的資料,而是展開分析時,能不能始終體認到差異是多數、動態、主動的存在」(頁一七五)。過去的考古研究重視的是尋找趨勢、模型,考古學家自豪宣稱正處在理解「歷史發展」的過程,結果在研究的過程中卻忽視、邊緣化甚至無視資料中常見的「偏差值」,然而這些都是過去人類生活所累積下來得證據,這些所謂的偏差值反倒是「過去」不斷發出的吶喊,提醒我們不能簡化、忽視這些生命經驗所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就像女性主義考古學家露絲.特林漢(Ruth Tringham)指出,傳統的研究總是將過去的人視為「無臉」(faceless)之人,忽視存在於不同人之間的差異,而理解這些差異才是考古學者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對於這些不同生命經驗的追尋,讓考古學家更清楚意識到,考古學不應執著於找到性別,反而應該「思考過去人群實際身體力行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身體力行的各種行為如何受到鼓勵或壓抑」(頁一三八),並透過考古資料去探索不同時空的人類社會如何思考身體相似或差異,而這些相似或相異又是如何造就不同的社會關係(頁一二三),這些關係也會進一步影響社會對於身體差異的認知。喬伊絲在書中舉出生物考古學的研究,指出我們對於骨質疏鬆的論述是一個當代時空的產物,我們普遍認同女性隨年齡增長,特別容易面臨骨質脆弱與骨折的問題,因應此一論述,大量的醫藥相關產品、檢驗應運而生,彷彿這是生理無法變動的根本差異。然而透過比較英國三個不同時空的人群骨骼差異,莎賓娜.阿加瓦爾(Sabrina Agarwal)認為骨質差異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性別的差異,而與工作型態、生育模式及哺乳行為等因素有關。雖說隨著身體老化骨質流失是一般生理現象,但不必然是女性必經之路,透過這研究,也讓我們更加注意到會引發骨質流失的其他因素,而讓阿加瓦爾的研究可以超越單純傳統研究進而得到不同的理解,便是她非常有意識的研究設定。因為受女性主義對於身體物質性討論的啟發,她分析時並未單純鎖定探討男性、女性差異,而是認為人人都有獨特生命歷程,各式各樣的生理及經驗特徵會塑造出不同生命史,因此採取分析方法時便有了不同的選擇,其結果不但讓我們看到被忽視的因素,更讓當代的我們對骨質健康有不一樣的理解。
性別之外
考古學是透過一套方法分析、詮釋過去的物質遺留,而考古詮釋的可靠度奠基在綜合考量不同證據,排除較不可能的詮釋,然而羅絲瑪莉.喬伊絲在書中說,「就算是最完善的考古詮釋也不會自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新資訊隨時可能改變事情的全貌」(頁六○),考古學家只是盡量提供比較有可能成立的解釋,但是考古學家也清楚體認,自己的詮釋需要隨時被再檢視,無論是新資料的出土、新方法的使用,甚至是新觀點的提出。這其實是自一九六○、七○年代女性主義對考古學批判的開始。女性主義考古學家當時便深刻體認,甚至更進一步提出擁抱考古資料的「破碎性、不確定性、模糊性」(fragmentation, uncertainty, ambiguity),進行更有想像力的研究,也因此這群考古學家開拓不同的考古學寫作,無論是以小說、非線性書寫、影像或是表演,都希望以建構在「物」研究的基礎上,透過不同發表形式,刺激更多人,包含考古學家在內,透過對於「物」的理解,對過去進行不同的想像。
本書裡也時時可以看到喬伊絲對於考古資料本身破碎、不完整的提醒,這可能受限於時間本身的影響。因為考古學家研究的都是來自過去的資料,經過數十、數百、數千甚或數萬年的時間,「物」會受到環境不同面相影響而發生變化,這是考古研究需要大量科學方法協助理解因時間而產生的變化,但是喬伊絲在書中也時時提醒我們,除了時間造成的影響,當代的我們,包含考古學家,對考古資料詮釋所造成的影響也不亞於時間。所以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當討論古典馬雅或是古埃及社會時,受限於過去考古學家對研究主題的偏食,對於非墓葬及非皇宮的遺址沒興趣,因此關於日常家戶和平民的研究就少,造成我們對貴族的理解遠比對平民的認識多了許多,但這絕非代表貴族的生命更值得研究,反倒該反思為何集中研究特定社會位置的人群;或是由於盜墓的關係,我們面對許多失去脈絡的物,那表示失去了更多可以用來說故事的證據。
超過百年的考古學發展,考古學家得越來越謙虛,面對物、面對時間,我們最有把握的,是知道我們的有限,無論是理論上或是方法上。但是從喬伊絲透過回顧這些性別研究的案例說明,即便我們充滿了不確定,但是起身對抗當代世界的不平等時,考古學者不能以此卸責,因為我們最了解,「過去」會是強大的資源,當聽到有人簡單援引過去,證明性別不平等是必然複製傳承的,有志於對抗不平等的考古學家都有責任提出質疑(頁一八四)。面對當代性別不平等的現況,本書透過存在於世界各地不同時空的故事告訴我們,過去並非必然是性別不平等的,因此性別不平等也不是當代生活自然而然、無可避免的特徵(頁一八五)。我們的祖先告訴我們,在歷史的長河裡,我們透過各種極有創意的方式,理解、面對、處理我們與他人的差異,與差異共處,甚至是讚頌差異,性別/性差異如此,其他方面亦然。而要讓這些祖先發聲,考古學家必須更深刻了解當代,認識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框架內,回望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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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芝華 《如何考古,怎樣思考》導讀:考古學家如何談性別?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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