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世界社會論壇今年首度來到「阿拉伯」世界，並選擇在2010年底首先引爆「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 一位論壇主要組織者Aymen Talbi 指出，選擇突尼斯一方面是向「阿拉伯」世界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致敬與聲援（也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正是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字「尊嚴」），一方面也認可突尼西亞在地公民社運團體（如Tunisia Leagues of Human Rights）對於論壇長期的深入參與。但任何有意義的聲援必得始於學習；論壇還沒開始，在地運動者就已經為我與同行的農民之路夥伴們上學了一課：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與「中東」都是西方殖民者的說法；此屆論壇則以阿拉伯語的自稱「Machreck」與「Maghreb」分別指涉「中東」與「北非」，並在論壇中設置「Espace Maghreb-Machreck」（ Maghreb-Machreck空間），讓全球與會者有機會好好了解Maghreb-Machreck的在地經驗與觀點。

近年來的台灣生態政治議題上，越來越多的音樂團體也參與傳播其所認同的土地理念。近來因為一些機緣，重新聆聽1999年「交工樂隊」所創作的「菊花夜行軍」一曲，雖然美濃菊花農事件及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議題已然時空變遷，但此曲營造出來的意義外於歌詞，將個人與族群情感、古今時代的隱喻，交融於聲響之中。其中無論是歌詞的隱喻方式、對於客家山歌曲調元素的轉借、音色的選擇等，我們仍可藉由音樂曲式結構密切地體驗到與聽者主體互動的藝術施展。

在上集中有過敏體質的人類學家住進了蘭嶼傳統屋，在冷泉洗澡發現不明物質，飽受驚嚇之後，還會面臨什麼更大的挑戰？

我剛開始在野銀尋找落腳處的時候，阿友就很希望我能租他的老房子來住。照理說，能夠住在當地人的家屋裡頭，尤其還是傳統形式的那種，就算不是田野工作之必然，起碼也是人類學家的浪漫。只是，住進一間連當地人都不太想住的屋子裡頭，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上星期我參加了台北街頭接連兩場遊行，三月九日在「核電歸零」的號召下，據說全台高達2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到底總共有多少人參加，大概永遠沒有人知道。三月十日則是西藏抗暴日第54週年，也是〈西藏獨立宣言〉100週年，該遊行在台北街頭已經舉行數年，由在台藏人與台灣民間社團共同發起，是聲援西藏人權的年度活動，然而這個只有數百人的遊行規模，
與前一天的活動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反核運動訴求的是預防全面性災難的發生，西藏抗暴遊行則是苦難的發聲，雖然規模差距極大，因為都是人性良知的展現，兩者同樣撼動人心。

上個星期五早晨，來自台北的社會所研究生雨柔帶來紀錄片《樂生劫運V.2》，與我和學生們分享樂生的故事。1993年捷運新莊機廠選址於樂生療養院，過程中雖被質疑有破壞生態與水土保持之虞，加上省衛生處表示患者多已年邁不適搬遷，但都敵不過發展為尊的政治意識型態。支持保留樂生的人士，希望爭取其成為古蹟以免被拆除，經過多次陳情、抗爭，最後仍功敗垂成。
不過，這乍看熟悉的發展與保存之爭，因樂生療養院獨特且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加上許多人，尤其是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在多年保留運動中投注的心血與努力，發展出許多值得深入去瞭解的曲折枝節與動人故事。
三月十六日，將有「樂生青年聯盟上凱道」的活動。

學術雜食者的難題之一是，學術界的專業分工由來已久，每一個突破性的研究提問與發現，都衍生或對應於學科獨特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但這些隱晦的知識脈絡，通常並非一般公眾最感切身相關的議題。因此如何適切的肯認前人成就又不拘泥於學術格式，不讓過多的註釋與文獻擾亂一般讀者思路、淹沒主要訊息），是學術性的通俗書寫需要權衡的。

《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是經常用於人類學導論課程的讀本。這兩本書的作者分別為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兩人專長各異但具有幾項共同點：首先，兩人既身為學者，又能成功橫跨通俗書籍市場；其次，這兩本書並非教科書，但卻成為許多大學的課程教材或新生共同讀物(common reads)；第三，兩位作者的作品熱賣同時卻都爭議不斷，大眾讀者與學術同僚對於他們著作的評價存在著極大落差。從公共人類學視角觀之，這些爭議實涉及了專業知識在大眾化與通俗化時必須面臨的挑戰，或可做為我們思索學科公共化途徑時的參照觀點。

今天早上起床就看到聯合新聞網上提到高速公路收費站收費員婉拒過路駕駛新年紅包的新聞，而在這溫馨新聞裡面提到這位收費員原本是學考古出身，「但薪水吃不飽、穿不暖」，最後只好考國道收費員，擔任起收費員的工作。

對我來說，田野地的決定一向是種種機緣的巧合。大學時最常出田野的地方是宜蘭，那裡是我母親祖先來臺時的地點。寫博士論文時的田野地在重慶，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所以當北大的老師向我提出邀請赴海南島進行鹽業考察時，雖然我已說了很多次想要暫停鹽業的題目，擺脫「鹹溼考古學家」的稱號，但還是立刻答應了這個邀請，因為海南島是我父親在1949年來臺灣前生活的地方。從小我的身份證及戶口名簿上的祖籍都是寫「海南特別行政區」，讓我總覺得與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樣，對於海南島，總是有股很特殊的感覺。今年一月的海南島田野行，剛好就完成了我以田野尋根的最後一站。

2012年底，在回台灣任教的第三年，終於有機會帶著修習自己在研究所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課程的學生，回到苗栗縣南庄鄉的向天湖參加Pas’taay，此行的目的除了希望修課學生藉著實際參與賽夏族的祭典，了解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賽夏族文化外；另一個目的則是因個人對族群的情感，趨使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家參加祭典。雖然往年皆會參加Pas’taay，但今年參加祭典的目的，卻讓我第一次對祭典的凝視產生不斷地在「emic」與「etic」觀點跳動的情形，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讓我對祭典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自身情感的流動更加敏感。

2012年，大學教師透過籌組工會的方式集結，希望以集體的力量，共同面對快速變化的高等教育環境。一年來，工會主要著力於抨擊大學評鑑制度、高教的市場化與惡化中的高教勞動人權，但對於大學內部治理的制度性變化，除了對教師評量制度的討論外，並未有進一步的批評。本文主要希望拋磚引玉，共同思考一個已經進行多時的大學變革，亦即大學行政擴權的問題。雖然部分問題已經在大學法人化討論時被提出，但行政擴權和法人化實屬不同層面問題，雖然法人化還未實施，但目前的大學制度經過國家法律與各校規章的修訂，已經朝行政權擴大的方向走去多時。這個擴權工程，並未像其他問題一樣，受到輿論較多的檢視注意，反而在所謂追求卓越與頂尖的口號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推進。在大學內部，年輕一代教師雖受到這個擴權的影響最大，但在新的評量與升等規範的制約下，並未能充分認識到自身處境，就算有所體認，也在新的權力機制與文化下噤聲不語。

最近公視在播「為什麼貧窮」系列，也讓我想來分享一下對於貧窮的觀察。我的田野地是在一個正高速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在快速脫離貧窮，另一方面卻也創造更多的貧窮。好似富裕身邊總站著貧窮，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在發展過程中，貧窮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不同文化如何看待發展中創造出來的貧窮，這些提問常常浮現我心。今天這篇芭樂文，我既無意於對這系列的影片寫些影評，也無意講述我的研究發現，第一次來種芭樂，芭樂軟硬尚不知如何拿捏，但主編已經提醒過不宜過度學術，字數也不要太多，所以，我想我就試著用人類學最擅長的說故事手法，來跟大家說一個我在這幾年間接觸到的人群，他們怎麼看待身邊的貧窮的故事。

由芮秋卡爾森女士（Rachel Carson）寫下的「寂靜的春天」。書中的最開頭就以環境經驗的消失破題，給予讀者「冷酷」的震撼：

「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著悅耳的歌聲。然而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在天鵝城詩巫 ，紀念公園（Memorial Park）是從2001年才開始出現的新現象，也代表著這座城市力求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期望。然而，詩巫市議會的這項計畫，也使得當地華人社會原先暗潮洶湧的歷史詮釋具象化，歷史不再侷限於少數人可以取得閱讀的書刊，而是安置在開放空間，讓大眾有機會接近觀看。

好容易發掘結束，卻發現要離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汪洋中引擎忽然熄火，怎麼辦？該不會要上演考古學家Pi的奇幻漂流吧？

在東拼西減，勉強湊合的情況下安頓在島上，終於要開始發掘工作了。然而事情當然不會那麼簡單，好戲還在後頭！蚊蟲、老鼠、和邪靈都來攪局，不過一疊台灣帶去的收據有特殊功效，可以擋住不懂得報帳的老鼠喔！

你以為當個考古學家，在大洋洲出田野很浪漫嗎？在上次爆笑的初期探勘之後，歷經千辛萬苦，考古團隊終於申請到許可、拿到經費、湊到時間，正式前往挖掘。然而事情總沒那麼簡單，請看這篇田野日記～

金融時報頗受歡迎的專欄作家Tim Harford以「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為名，「解答」讀者疑難雜症，還結集成書，有不少趣味。2012歲末的芭樂人類學因為連假失去週一的節奏感，差點開天窗。臨危救火，就以此為格式，來個「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專欄吧。

第七次「美麗灣度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已於2012年12月22日結束並做成「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可想見的是，包括縣政府等支持者是額手稱慶，因為美麗灣的營運會帶來臺東的發展；反之，反對者則批評此案例一開，全台國土恐都要失守。
從第七次環評當日的過程來看，一個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現象是人群的組合與區辨，同時隱含著對於社會關係的漠視。另一方面，忽略社會關係與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隱含著狹隘的「發展」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