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土地經營管理的制度架構、經營管理的人才，是取得歸還土地與金錢賠償後的挑戰，這樣的經驗當然值得台灣原住民族借鏡，而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也讓我對毛利人在培育下一個世代面對社會發展之挑戰的努力，有了新的一番認識。

我們將本書命名為「辶反田野」，一個同時表達「反田野」與「返田野」的多義雙關詞。我們特別選取「辶」部首為字，它有「忽走忽停」與「奔走」的流動意涵，以此指出「反」與「返」之間的時間差，並標示「反」與「返」重疊交錯的可能。因而，「反田野」、「返田野」、「辶反田野」是本書的三大主軸。

是什麼樣的應用人類學故事，會讓人類學工作者亂入到建築業？花蓮縣文化局獲得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經費補助，委託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辦理「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營建技術，暨佳心舊社地景修復試作計畫」。這篇芭樂文是建立在筆者以協同主持人的身份參與並執行計畫的經驗與心得上，分享南島文化中心的人類學者們如何利用人類學的視野、關懷、和研究方法應用在修復布農族舊社的故事。

Waikato是全紐西蘭第一個毛利人和紐西蘭政府針對傳統領域完成協議的地方（1995），經由協議取回的土地，以及無法取回土地而代之以賠償的金額，使得部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與土地信託，發展出成功的經濟事業，晚近也和政府形成對Waikato河的共管機制。甚至是Waikato大學的校園，都是被承認是此地毛利人的傳統領域，因此登記在其iwi名下，由政府每年繳納租金租用土地，而在大學的董事會中，也有兩席毛利人的代表，以確保學校的經營，具有對毛利文化的敏感度並符合與毛利人共同的福祉。

我們可以如何思考非洲豬瘟？近來動物疾病研究者如Steven Hinchliffe 和Nick Bingham等人的觀點，認為防疫（也就是防堵策略）的確重要，但是我們需了解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多物種的「社會」，人並非是「市場」的絕對支配者，建立和這些物種相處的靭性能力也是在思索動物疾病重要的策略。「人」之外，許多「非人」（more-than-human）都是「社會」或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此種多物種的觀點趨動我們重新思索這些不同行動者間的聯結（associations）。

在這個假新聞充斥的後事實時代，人們還在意真相嗎？真相真的有辦法破繭而出嗎？還是人們將成為極端的懷疑論者和建構論者，傾向相信所謂的「真相」永遠是被有心人製造出來的？或如極端的建構論者所推崇的，一切事實皆為建構之物，絕對真相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什麼是「田野工作」？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做的田野有什麼不同？十多年前，一群學界菜鳥決定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面對自己，檢視研究的歷程，勇敢地把犯錯、掙扎、焦慮、喜悅與領悟，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書寫出來。《田野的技藝》原於2006年出版，2019年重出江湖，作者群已經「長大」，但田野故事隨著時空變化仍不褪色。原先故事中的人物後來怎麼了？一齒年後重新檢視，這本書在台灣社會科學普及書寫潮流中，其實是芭樂人類學與巷仔口社會學的前浪哩！

毛利藝術家Lisa Reihana的作品《追尋金星[感染]》是在重新思索太平洋的過去。這個「過去」早已不再只屬於島民，而是長久以來西方藝術再現、歷史記憶、殖民統治的一環。唯有透過未來主義式的超現實手法，才能將這個結構徹底翻動，讓島民的聲音身影從細縫角落中浮現。

萬家香烤肉醬之於台灣的中秋節烤肉，正如肯德基之於日本的聖誕節炸雞，正如可口可樂之於聖誕老人的標準體態及儀容。 啥米？如果有人是頭一次聽見這件事，就彷彿會聽到玻璃心碎滿地。對聖誕老人懷有神聖之情的朋友，抱歉了。已經聽過這個故事的，沒關係，這個故事很快就要進入到其他故事。

「幸福路」在臺灣 宋欣穎編劇導演的台灣動畫《幸福路上》，藉由住在新北市（之前的台北縣）新莊幸福路上的小琪的故事，帶領觀眾重溫台灣社會從1975年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程。電影的開始，是小琪坐著一部貨卡隨著家人從高雄，來到北部小工廠林立的幸福路，這條幸福路的人們，是靠雙手勞力賺取生活溫飽，接受社會主流價值，自己縮衣節食，為的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出人頭地。

11月份的時候受邀參加原住民族教育轉型正義圓桌論壇並且擔任語言文化流失論壇的桌長，論壇形式採用世界公民咖啡廳的方式，讓將近20個組員在不同題目之間暢所欲言，也因此我一整天聽了將近二十個故事，雖然每個人大概只有五分鐘的時間，但對於語言流失現象的原因以及之後學校該扮演的腳色是甚麼大概都有一些論述，我身為桌長，負責引導與紀錄，感覺大家願意傾聽與述說甚是感動，姑且紀錄為文如下。

台灣原住民已經經由舞蹈、刺青、歌、樹皮布、椰葉編製、文學、口述故事、航海等，在藝術、工藝與文化復振的經歷上，與大洋洲南島世界往還。《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輯》（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由浩鷗法（Epeli Hau'ofa）個人多種風格與主題的文章，對於大洋洲島嶼提供一個較有系統的背景。

我十九歲全家就已搬離基隆，一直到去年我開始協助老爸整理位於基隆正濱漁港旁的老家。「回」到老家，不僅讓我有機會更深地認識我與家族以及基隆這個地方在個人生命中的連結網絡。更讓我重新深思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是「何謂家？」這個作為一個生態學家無法迴避的議題，因為Eco-logy(生態學)的Eco-它的希臘字根原意即為家的意思。

人類學的性別研究告訴我們，相較於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光譜」可能是理解不同社會中的sex/gender及sexuality更好用的工具，並且讓我們更細緻地看到sex/gender及sexuality如何彼此定義、如何鑲篏在人的關係、社會文化之中，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的轉變讓它們出現什麼樣的改變。有太多在二元光譜之間的性別，都在提醒我們：世界並非想當然爾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自然」時常被過度簡化為某種人類社會圖像的鏡像工具，用來合理化特定文化觀念與社會安排。不過我們對於自然的想像，其實有很多層次，也許未必如本體論轉移那般深層，但我們對自然的想像並非單一的。關於「自然」，總有有很多「事實」的鋪陳。但「事實」不會自動使人們行動、使人們改變想法、使人們彼此尊重。「事實」時常讓人感覺到攻擊，讓人覺得自己錯了，讓人想要逃避，希望事實是假的。但「事實」也可以透過更能促成同理心的方式來呈現。

從2010年天鵝城補選聽到「改變歌」至今，匆匆過了8年。2018年5月9日這回大選，總算看到馬來西亞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就是當地所稱的兩線制。在同樣採取英國西敏寺國會制度的大英國協諸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政黨輪替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相對地，在本次大選前的執政聯盟國陣確實是難以撼動的長青樹，已執政60年之久。這篇芭樂文，介紹一下這回大選的傳奇角色，有老馬、那雞、青蛙，再加上意外踢了臨門一腳的白衣女、人肉選票快遞。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於1931年六月底進入白山印第安人保留區做了將近四個禮拜的研究後，於七月底被發現陳屍於山溝中，遺體上有明顯他殺與性侵的跡象。十一月，一位當地阿帕契青年Golney Seymour認罪，之後在法院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然而這個鐵證如山的案件，為什麼還會需要Schmerler的後人花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蒐集檔案資料，為她洗刷污名？

我研究的一個出發點，也是一般台灣霹靂迷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霹靂布袋戲的魅力到底從哪兒來？」然而，人類學對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審美感，還必須把審美感脈絡化。也就是說，人類學得繼續提問：霹靂布袋戲是對誰有魅力？那群人有什麼共同點讓他們特別對霹靂布袋戲有共鳴？為什麼霹靂布袋戲會出現在台灣？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紅起來？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 jalan-jalan ）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 jalan-jalan 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