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毛利藝術家Lisa Reihana的作品《追尋金星[感染]》是在重新思索太平洋的過去。這個「過去」早已不再只屬於島民，而是長久以來西方藝術再現、歷史記憶、殖民統治的一環。唯有透過未來主義式的超現實手法，才能將這個結構徹底翻動，讓島民的聲音身影從細縫角落中浮現。

萬家香烤肉醬之於台灣的中秋節烤肉，正如肯德基之於日本的聖誕節炸雞，正如可口可樂之於聖誕老人的標準體態及儀容。 啥米？如果有人是頭一次聽見這件事，就彷彿會聽到玻璃心碎滿地。對聖誕老人懷有神聖之情的朋友，抱歉了。已經聽過這個故事的，沒關係，這個故事很快就要進入到其他故事。

「幸福路」在臺灣 宋欣穎編劇導演的台灣動畫《幸福路上》，藉由住在新北市（之前的台北縣）新莊幸福路上的小琪的故事，帶領觀眾重溫台灣社會從1975年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程。電影的開始，是小琪坐著一部貨卡隨著家人從高雄，來到北部小工廠林立的幸福路，這條幸福路的人們，是靠雙手勞力賺取生活溫飽，接受社會主流價值，自己縮衣節食，為的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出人頭地。

11月份的時候受邀參加原住民族教育轉型正義圓桌論壇並且擔任語言文化流失論壇的桌長，論壇形式採用世界公民咖啡廳的方式，讓將近20個組員在不同題目之間暢所欲言，也因此我一整天聽了將近二十個故事，雖然每個人大概只有五分鐘的時間，但對於語言流失現象的原因以及之後學校該扮演的腳色是甚麼大概都有一些論述，我身為桌長，負責引導與紀錄，感覺大家願意傾聽與述說甚是感動，姑且紀錄為文如下。

台灣原住民已經經由舞蹈、刺青、歌、樹皮布、椰葉編製、文學、口述故事、航海等，在藝術、工藝與文化復振的經歷上，與大洋洲南島世界往還。《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輯》（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由浩鷗法（Epeli Hau'ofa）個人多種風格與主題的文章，對於大洋洲島嶼提供一個較有系統的背景。

我十九歲全家就已搬離基隆，一直到去年我開始協助老爸整理位於基隆正濱漁港旁的老家。「回」到老家，不僅讓我有機會更深地認識我與家族以及基隆這個地方在個人生命中的連結網絡。更讓我重新深思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是「何謂家？」這個作為一個生態學家無法迴避的議題，因為Eco-logy(生態學)的Eco-它的希臘字根原意即為家的意思。

人類學的性別研究告訴我們，相較於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光譜」可能是理解不同社會中的sex/gender及sexuality更好用的工具，並且讓我們更細緻地看到sex/gender及sexuality如何彼此定義、如何鑲篏在人的關係、社會文化之中，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的轉變讓它們出現什麼樣的改變。有太多在二元光譜之間的性別，都在提醒我們：世界並非想當然爾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自然」時常被過度簡化為某種人類社會圖像的鏡像工具，用來合理化特定文化觀念與社會安排。不過我們對於自然的想像，其實有很多層次，也許未必如本體論轉移那般深層，但我們對自然的想像並非單一的。關於「自然」，總有有很多「事實」的鋪陳。但「事實」不會自動使人們行動、使人們改變想法、使人們彼此尊重。「事實」時常讓人感覺到攻擊，讓人覺得自己錯了，讓人想要逃避，希望事實是假的。但「事實」也可以透過更能促成同理心的方式來呈現。

從2010年天鵝城補選聽到「改變歌」至今，匆匆過了8年。2018年5月9日這回大選，總算看到馬來西亞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就是當地所稱的兩線制。在同樣採取英國西敏寺國會制度的大英國協諸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政黨輪替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相對地，在本次大選前的執政聯盟國陣確實是難以撼動的長青樹，已執政60年之久。這篇芭樂文，介紹一下這回大選的傳奇角色，有老馬、那雞、青蛙，再加上意外踢了臨門一腳的白衣女、人肉選票快遞。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於1931年六月底進入白山印第安人保留區做了將近四個禮拜的研究後，於七月底被發現陳屍於山溝中，遺體上有明顯他殺與性侵的跡象。十一月，一位當地阿帕契青年Golney Seymour認罪，之後在法院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然而這個鐵證如山的案件，為什麼還會需要Schmerler的後人花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蒐集檔案資料，為她洗刷污名？

我研究的一個出發點，也是一般台灣霹靂迷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霹靂布袋戲的魅力到底從哪兒來？」然而，人類學對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審美感，還必須把審美感脈絡化。也就是說，人類學得繼續提問：霹靂布袋戲是對誰有魅力？那群人有什麼共同點讓他們特別對霹靂布袋戲有共鳴？為什麼霹靂布袋戲會出現在台灣？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紅起來？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 jalan-jalan ）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 jalan-jalan 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

或許你聽過紅色高棉或赤柬。那是一段殘不忍睹的過去。曾經，世人時常把柬埔寨當成一個和樂的佛教天堂：人們總是那麼有禮貌，臉上帶著微笑。然而，紅色高棉時期的飢餓與血腥暴力卻震撼了世紀。是什麼讓最和平的人們變成了最殘暴的人們？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透過不同學科觀點和議題來引領讀者具體看見在台灣本地的脈絡下，「人」如何在疾病、文化以及現代醫療體制的拉扯當中成為一個現代的精神病人。長久以來，異常、反常或不正常的經驗、現象與歷程總是引發各種關注、爭辯與介入的範疇，而這本書也是持續這一種知識和道德上的熱情與思辯來擴大相關的探討。

許多當代人類學家面對長期合作的田野地，不希望只是單向「研究者─被研究者」，而是合作的、互惠的關係。協力有許多形式，其中知識上的反饋或雙向交流，是常見的形式。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這本書書寫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的傳統文化，以當地語言Wala以及英語雙語寫作，由六名Langalanga文史工作者以及一名台灣人類學家合作完成。

當我在夏威夷與沖繩裔的移民之後聊起他們與「故鄉」沖繩的淵源時，許多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沖繩後裔，儘管不會講任何沖繩語，除了講述自己和家族長輩一起生活留下的「沖繩記憶」之外，不少人都會提到「特異」的聯繫經驗。

阿斯蘭的《伊斯蘭大歷史》是一本精采可期又深入淺出的伊斯蘭簡史。阿斯蘭採取的敘事模式，是他最擅長的將史料考證變成精采故事的模式。他除了將伊斯蘭的精神扣緊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外，更掌握了《古蘭經》不同章節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存的不同時期、對同樣事件截然不同的回應，清楚地說明究竟是哪一種社會結構與社會亂象，促使穆罕默德試圖透過伊斯蘭，為當時階級嚴明的社會帶來激進的平權夢想。

人類（學）可以從真社會性的演化學習到什麼呢？哈佛大學有機與演化生物學系名譽教授愛德華．威爾森（E. O. Wilson）拓展「社會生物學」，用人類與螞蟻這兩個物種的演化與表現型態，說明在不斷受到演化天擇壓力以及群個體交錯變化的過程中，「真社會性」的特質如何發展出來，並且成為占領地球的重要推力。

我相信不同學科背景的人讀《末日松茸》，都可以找出與眾不同的「走法」。在這裡我想分享自己三進三出松茸森林後所摸索出的三種獨特的漫遊方式，我不會對《末日松茸》中安清精闢的全球化、商品鍊、多物種理論有太多的分析。我在此提供的是歷程，而非藍圖。我更希望隨著《末日松茸》中文版的發行，更多讀者能走出自己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