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女性在面對國家暴力的過程中，能夠展現什麼力量？和男性同樣面對自身家族與小孩的記憶與責任，但女性的照顧與生活必需的維持，更直接地建造了家的記憶與樣貌，以及與家裡每一個小小事物的情感歷史。如果家園拆除與土地侵佔，是國家對於家庭建造能力的侵犯，女性試圖維持和抵抗的動力，就是讓這個空間能夠「感覺像個家」的根本力量。當洪石成船長的女兒面對媒體有條理的訴求正義，同時也要求不要遷怒在台灣的菲勞；當洪仲丘的媽媽和姐姐洪慈庸控訴好好的兒子弟弟去到軍中就這麼不見了，卻也要求第三方公正調查者進入：「因為我們不希望冤枉別人的小孩！」如果簡單地要問我，女性何以能夠救贖國家暴力下受害的人？那我的回答是，因為她們不受通過「成年儀式」之後，那張封閉自己，而對「非我族類」漠不關心的男性文化封印的影響。

人是聲音的動物，不能太安靜，特別是針對特定文化人群，因為大部分人活著的社會需求就是要出聲！在人的一生中，剎那的音聲銘刻劃出許多重要時刻、建構出人生的風景。人本體的聲景(ontological soundscape)標誌著自我認同的點點滴滴、也讓情感表達整合個人到大社會，使聲音一直是陪伴個人一生的基本存在感。雖然許多民族都沒有類同於西方【音樂】(music)一詞，但都有各色各樣的音聲概念做為溝通表達的形式。人群也會因所處的自然環境，就其觀察到物自身的意向所需，製造出文化聲響以求與所處的環境互動。而自然環境與社會意識的交融，也就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人們對於「天籟」與「吵」音樂的認識。

金融風暴之後，人類學家也對其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些相應的研究也開始產生。在所謂的「企業家時代」，生產的經營者與獲益者往往等同於擁有者；但在「管理者時代」，有一大群並不實際擁有公司、產業或是工廠的「受薪階層」，實際上是工廠的營運者。這群「管理階級」(managerial class)到底是怎麼「製造市場」的，如何做出決定，他們的社會關係與文化是什麼，Karen Ho在2009年出版的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以詳細民族誌來描述。Karen Ho在成為人類學家之前，是華爾街裡的一員，因此她對於來華爾街裡投資銀行家的工作型態與意識型態如何把他們的決定導向一個主宰了全世界但是卻高度不穩定的世界金融體系，有第一手的親身經歷。

當金融風暴爆發時，我正在田野中。我的田野地點在深圳經濟特區關外的工廠裡，離深圳市區（關內）大約一個小時車程。在那裡，訊息的取得除了透過辦公室電腦連上網路之外，平常就是食堂裡得那台電視，通常是在吃飯的時候，邊吃邊看。當「金融風暴」這詞開始在世界傳遍時，工廠裡大部分人，相對的，還對其沒有什麼知悉。

你聽說了在穆斯林的死亡儀式上不該過分哭泣，但往往瞥見親人忍住的不捨與紅了的眼眶。人皆怕死，但真正的信徒應該要一笑置之，心不受死亡宰制。畢竟牡蠣的殼雖遭重擊，珍珠卻安然無恙。天黑以前，兩位死亡天使，慕恩卡爾與納奇爾，悄悄來到人的墓前，拷問信徒的信心。你聽說，千萬天使正為了人的死亡而歌唱。在爪哇島摩拉布火山下，你聽見魯米的聲音：「要是靈魂的宇宙與通往它的道路展現無遺，沒有人會在塵世多留一刻。」

高雄六龜頂荖濃，一個在十八世紀末（1871年）由四社熟番遷移到荖濃溪流域所建立的平埔族聚落，屬於西拉雅族的旁支大武壠社群（又被稱為大滿族）的四社群。
夏日時造訪這個聚落，才農曆五月，氣溫昇到了33度，田園裡已經有人開始種植農曆九月開向時所要用到的「八月豆」（當地人的說法，見圖一）。八月豆的種子外表呈現黑色，是製作米買的重要材料。報導人提到以前族人沿著荖濃溪畔種植了許多豆子。從種子落地，到豆莢飽滿收成，需要經過幾個月的時間。豆子收成後，各色飽實的豆莢會混合糯米一起蒸煮，當地人謂之「豆仔米買」。收成後的豆仔米買正好作為農曆9月15日開向時祭拜太祖的重要祭品。

進大學教書以來擔任過多次大學甄試入學的面試委員，也和許多本系和外系的老師聊過推甄時所面臨的問題。很多老師都反應學生的表現越來越制式化，也覺得學生在選擇科系有以功利性的錄取為取向的情形。本週的芭樂我想來談談我對於推甄的看法，以及對於推甄進來同學的期許。必須要先說明的是，這並不是一個推薦甄試的指南，而是一位多次參與人類學推薦甄試老師所看到的推甄的問題，不但希望能給高中生參考，也希望已經推薦甄試進入人類學系或其他相關科系的同學再次回想當時推甄的情況，看看自己是否仍抱持著當時的”初衷”。

整個大學時代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要算是珍˙康萍（Jane Campion）改編自紐西蘭作家珍奈˙法蘭姆（Janet Frame）自傳小說三部曲的「天使詩篇」（An Angel at My Table, 1990）。
一名出身貧苦、其貌不揚，卻文采洋溢的年輕女孩，考進師範學院後，為了吸引年輕俊美的心理學教授，在作業裡揭露自己最深層幽微的思緒。一心跟上美國精神醫學腳步的帥哥教授如獲至寶，確信自己發現了一位集文學天才與精神分裂症於一身的研究對象。一九四零年代，精神分裂症標籤宛如正夯的時尚品牌，成為孤獨女孩建立人際關係的名片，卻也讓她在介於監獄和畜欄之間的精神病院待了七年。被視為負面情緒元兇的部分生命記憶，被兩百多次的電擊「治療」炸得粉碎。最後，七年之中與珍奈談話不超過兩個小時的醫師們決定，唯有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才能一勞永逸地驅除女孩滿腦袋的灰色思想。就在珍奈被推上刑台的前幾天，醫師在報上讀到她小說得獎的消息，這名後來享譽國際的女作家，才僥倖保住創作的根基：對生命之流的纖細易感。

拜現代網際網路所賜，人類學家也可即時掌握田野地的動態，尤其是格外吸睛的政治消息。不過，這項觀察也會因未能親臨現場，而受限於所能取得的資訊。這回馬來西亞大選，我一度有點心癢想飛過去天鵝城湊熱鬧。但分身乏術，只好繼續待在台灣，靠著臉書跟網路搜尋，追蹤選舉動態。這回輪值芭樂，就來寫寫這次馬國大選，效法潘乃德（Ruth Benedict），做一下文化遙研。

栽種與收獲糖棕櫚的農民現在大多從外地而來，已經和當地原本住民的生活模式互相切割。如果農業社區的觀光轉型，是以「博物館化」或甚至「樣品屋」化來進行，似乎脫離了原有的意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農村確實保有生產功能（如同在孟跤鎮一般），但是農家住宿的環境不如運河旁有棕櫚樹的高腳屋一般迷人，是不是比較符合永續的農家經營模式？

人類學對於異文化的多種天職想像，總覺得該在台灣的農業社區之外，做一些可以和台灣狀況比較的研究環境。因緣際會透過已經和泰國有多次聯繫的高雄海洋大學，我和泰國南部宋卡王子大學的環境學院聯繫上，也知道居中協調的這位研究環境資源運用為主的教授，正希望有一位以社會科學角度來做農業部門研究的合作夥伴。排除五月中的課程，我安排自己在宋卡王子大學的永續資源會議之前，先到宋卡府附近的農家「實習」兩天。於是飛越南中國海和暹邏灣，我來到了泰國南部的博他侖府治。

我們的媒體時常歌頌政商菁英，把他們當成偶像來追星，把獨霸市場建構成是創造就業機會，把階級嚴明的大公司當成溫暖的大家庭。大學剛畢業完的人因為薪水只有22Ｋ又只想買名牌，穿了名牌就沒有人看得出來自已其實是無產階級，然後，還會當無產階級四十年。這裡有很深的結構問題，但是大家只怪自己不會賺錢。
以前是平凡也是一種小幸福，現在難道被剝削也變成一種小確幸？菲律賓海巡隊三十年來掃射我們漁船，我們到底在幹嘛？最底層的漁民嘛，就是勞工階層沒人管死活啊。大家都已經去宿霧島玩回來了！反正旅遊業的廣告就再拱出下一個地點就好啊！巴厘島變貴了、觀光化了、我們就轉移陣地再去蹂躪下一個貧窮國家的小島啊享受自然風情啊，這跟資本家的工廠尋找廉價勞工、勞工一旦開始爭取權利，資本家就全部移走換到下一個可以被蹂躪的地方有什麼不同，新自由主義嘛。我們小確幸久了，等到人家欺負我們時，人家也不覺得你這小確幸可以玩出什麼花樣來。

1913年5月29日夜晚，位於巴黎蒙田道、甫落成一個多月的香榭麗榭劇院（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大廳和迴廊擠滿了衣冠鬢影的群眾，盛況空前。追逐時尚潮流的巴黎觀眾們，引領期望在此嶄新劇院觀賞一場當代的芭蕾舞劇與音樂演出，首演場亮眼的票房佳績，讓劇院和受邀演出的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 Russes）經理狄亞格列夫（Sergei Diaghilev）眉開眼笑，特別是後者，畢竟對頗具生意頭腦的他，水漲船高的首演票價意味著舞團的招牌，唯獨少數已經觀賞過彩排的樂評家，對於演出過度前衛的風格隱隱感到不安。
只是沒有人料到，等在他們前面的會是一場風暴。

每次要加入芭樂輪班大隊的時候我都會有點遲疑跟焦慮，因為到底要寫甚麼才能夠像卡卡那麼辛辣性感（Trust me！她穿著英國風套裝加窄裙和絲襪的模樣還真的挺那個的），還是像丁丁一樣既文藝又激進，年輕有朝氣，或是像芭樂貓，隨便喵喵兩句就可以把考古學的現場活靈活現的呈現出來。這次還是逼自己送出一篇半熟的芭樂文，而且又是一顆打著溫情自省牌的軟芭樂。唉，我雖然有心想要來個大突破，可能也很難了，人活到這個境界喔，還有一大堆的責任跟義務要扛呢。半熟的，也可以試吃看看啦。

前陣子經人推薦看了一部時空穿越劇，故事開始於一個北京的上班女郎某日被高壓電電擊造成時空轉換而進入了清康熙時期的紫禁城內，成為康熙皇帝身邊的奉茶女侍，連續劇的重點當然是環繞在女主角與康熙皇帝眾多兒子間的故事，不過可能是職業病的關係，對於劇中幾件〝物〞所承載的故事特別感興趣。

世界社會論壇今年首度來到「阿拉伯」世界，並選擇在2010年底首先引爆「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 一位論壇主要組織者Aymen Talbi 指出，選擇突尼斯一方面是向「阿拉伯」世界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致敬與聲援（也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正是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字「尊嚴」），一方面也認可突尼西亞在地公民社運團體（如Tunisia Leagues of Human Rights）對於論壇長期的深入參與。但任何有意義的聲援必得始於學習；論壇還沒開始，在地運動者就已經為我與同行的農民之路夥伴們上學了一課：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與「中東」都是西方殖民者的說法；此屆論壇則以阿拉伯語的自稱「Machreck」與「Maghreb」分別指涉「中東」與「北非」，並在論壇中設置「Espace Maghreb-Machreck」（ Maghreb-Machreck空間），讓全球與會者有機會好好了解Maghreb-Machreck的在地經驗與觀點。

近年來的台灣生態政治議題上，越來越多的音樂團體也參與傳播其所認同的土地理念。近來因為一些機緣，重新聆聽1999年「交工樂隊」所創作的「菊花夜行軍」一曲，雖然美濃菊花農事件及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議題已然時空變遷，但此曲營造出來的意義外於歌詞，將個人與族群情感、古今時代的隱喻，交融於聲響之中。其中無論是歌詞的隱喻方式、對於客家山歌曲調元素的轉借、音色的選擇等，我們仍可藉由音樂曲式結構密切地體驗到與聽者主體互動的藝術施展。

在上集中有過敏體質的人類學家住進了蘭嶼傳統屋，在冷泉洗澡發現不明物質，飽受驚嚇之後，還會面臨什麼更大的挑戰？

我剛開始在野銀尋找落腳處的時候，阿友就很希望我能租他的老房子來住。照理說，能夠住在當地人的家屋裡頭，尤其還是傳統形式的那種，就算不是田野工作之必然，起碼也是人類學家的浪漫。只是，住進一間連當地人都不太想住的屋子裡頭，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上星期我參加了台北街頭接連兩場遊行，三月九日在「核電歸零」的號召下，據說全台高達2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到底總共有多少人參加，大概永遠沒有人知道。三月十日則是西藏抗暴日第54週年，也是〈西藏獨立宣言〉100週年，該遊行在台北街頭已經舉行數年，由在台藏人與台灣民間社團共同發起，是聲援西藏人權的年度活動，然而這個只有數百人的遊行規模，
與前一天的活動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反核運動訴求的是預防全面性災難的發生，西藏抗暴遊行則是苦難的發聲，雖然規模差距極大，因為都是人性良知的展現，兩者同樣撼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