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我十九歲全家就已搬離基隆，一直到去年我開始協助老爸整理位於基隆正濱漁港旁的老家。「回」到老家，不僅讓我有機會更深地認識我與家族以及基隆這個地方在個人生命中的連結網絡。更讓我重新深思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是「何謂家？」這個作為一個生態學家無法迴避的議題，因為Eco-logy(生態學)的Eco-它的希臘字根原意即為家的意思。

人類學的性別研究告訴我們，相較於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光譜」可能是理解不同社會中的sex/gender及sexuality更好用的工具，並且讓我們更細緻地看到sex/gender及sexuality如何彼此定義、如何鑲篏在人的關係、社會文化之中，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的轉變讓它們出現什麼樣的改變。有太多在二元光譜之間的性別，都在提醒我們：世界並非想當然爾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自然」時常被過度簡化為某種人類社會圖像的鏡像工具，用來合理化特定文化觀念與社會安排。不過我們對於自然的想像，其實有很多層次，也許未必如本體論轉移那般深層，但我們對自然的想像並非單一的。關於「自然」，總有有很多「事實」的鋪陳。但「事實」不會自動使人們行動、使人們改變想法、使人們彼此尊重。「事實」時常讓人感覺到攻擊，讓人覺得自己錯了，讓人想要逃避，希望事實是假的。但「事實」也可以透過更能促成同理心的方式來呈現。

從2010年天鵝城補選聽到「改變歌」至今，匆匆過了8年。2018年5月9日這回大選，總算看到馬來西亞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就是當地所稱的兩線制。在同樣採取英國西敏寺國會制度的大英國協諸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政黨輪替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相對地，在本次大選前的執政聯盟國陣確實是難以撼動的長青樹，已執政60年之久。這篇芭樂文，介紹一下這回大選的傳奇角色，有老馬、那雞、青蛙，再加上意外踢了臨門一腳的白衣女、人肉選票快遞。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研究生Henrietta Schmerler於1931年六月底進入白山印第安人保留區做了將近四個禮拜的研究後，於七月底被發現陳屍於山溝中，遺體上有明顯他殺與性侵的跡象。十一月，一位當地阿帕契青年Golney Seymour認罪，之後在法院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然而這個鐵證如山的案件，為什麼還會需要Schmerler的後人花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蒐集檔案資料，為她洗刷污名？

我研究的一個出發點，也是一般台灣霹靂迷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霹靂布袋戲的魅力到底從哪兒來？」然而，人類學對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審美感，還必須把審美感脈絡化。也就是說，人類學得繼續提問：霹靂布袋戲是對誰有魅力？那群人有什麼共同點讓他們特別對霹靂布袋戲有共鳴？為什麼霹靂布袋戲會出現在台灣？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紅起來？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 jalan-jalan ）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 jalan-jalan 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

或許你聽過紅色高棉或赤柬。那是一段殘不忍睹的過去。曾經，世人時常把柬埔寨當成一個和樂的佛教天堂：人們總是那麼有禮貌，臉上帶著微笑。然而，紅色高棉時期的飢餓與血腥暴力卻震撼了世紀。是什麼讓最和平的人們變成了最殘暴的人們？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透過不同學科觀點和議題來引領讀者具體看見在台灣本地的脈絡下，「人」如何在疾病、文化以及現代醫療體制的拉扯當中成為一個現代的精神病人。長久以來，異常、反常或不正常的經驗、現象與歷程總是引發各種關注、爭辯與介入的範疇，而這本書也是持續這一種知識和道德上的熱情與思辯來擴大相關的探討。

許多當代人類學家面對長期合作的田野地，不希望只是單向「研究者─被研究者」，而是合作的、互惠的關係。協力有許多形式，其中知識上的反饋或雙向交流，是常見的形式。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這本書書寫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的傳統文化，以當地語言Wala以及英語雙語寫作，由六名Langalanga文史工作者以及一名台灣人類學家合作完成。

當我在夏威夷與沖繩裔的移民之後聊起他們與「故鄉」沖繩的淵源時，許多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沖繩後裔，儘管不會講任何沖繩語，除了講述自己和家族長輩一起生活留下的「沖繩記憶」之外，不少人都會提到「特異」的聯繫經驗。

阿斯蘭的《伊斯蘭大歷史》是一本精采可期又深入淺出的伊斯蘭簡史。阿斯蘭採取的敘事模式，是他最擅長的將史料考證變成精采故事的模式。他除了將伊斯蘭的精神扣緊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外，更掌握了《古蘭經》不同章節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存的不同時期、對同樣事件截然不同的回應，清楚地說明究竟是哪一種社會結構與社會亂象，促使穆罕默德試圖透過伊斯蘭，為當時階級嚴明的社會帶來激進的平權夢想。

人類（學）可以從真社會性的演化學習到什麼呢？哈佛大學有機與演化生物學系名譽教授愛德華．威爾森（E. O. Wilson）拓展「社會生物學」，用人類與螞蟻這兩個物種的演化與表現型態，說明在不斷受到演化天擇壓力以及群個體交錯變化的過程中，「真社會性」的特質如何發展出來，並且成為占領地球的重要推力。

我相信不同學科背景的人讀《末日松茸》，都可以找出與眾不同的「走法」。在這裡我想分享自己三進三出松茸森林後所摸索出的三種獨特的漫遊方式，我不會對《末日松茸》中安清精闢的全球化、商品鍊、多物種理論有太多的分析。我在此提供的是歷程，而非藍圖。我更希望隨著《末日松茸》中文版的發行，更多讀者能走出自己的路徑。

我一方面贊同當代原住民土地困境得回到歷史去尋找根源；但另方面，我不認同既有研究以數個法條即把該段歷史「交代掉」的處理方式。更具體地說，我不認同當代研究者往往以「無上手地契者歸為官地」、原始積累、剝奪、資本主義化等寥寥數語即交代掉殖民統治、自然資源經營及原住民地權於歷史上的糾葛。如果真要「一語以蔽之」的話，我認為，「沒有人是局外人」一語反倒更為貼切。此時我們面對的任務反倒更為艱巨：到底這個局是怎麼做出來的？誰在何時、何地、基於何種理由被納到這個局裡頭？這個局是個可以一以貫之的結構？還是持續地處在拼裝、崩解與再拼裝的拼裝？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

北半球的夏天，正當全球沉浸在世界盃足球賽熱潮之際，在泰國北部清萊府陰濕的山洞裡，一群受困於洞穴的足球隊少年和教練與他們之後神奇的脫困，卻也同樣地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許多新聞對洞穴洪水暴雨的自然之力，與國家軍隊及跨國團隊科學知識與科技的描述，很大程度地忽略了泰國當地不少人，是如何以超自然力量，來理解自然與人的關係。並且，在國家軍隊與國際專家的營救團隊外，又是如何透過神靈、僧侶與靈媒的力量，試圖化解自然不可測力量帶來的危機。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而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所掀起的爭辯，其實也很相似。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