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節，最近幾天，天鵝城的朋友們一定又為了這個深具華人文化特色的儀式，忙得不亦樂乎。且讓我把時光撥回2009年，談談清明節與華人認同的關係。
眾家朋友可能會問道：清明節與華人認同有何關聯？這麼說，清明節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之一，不論是受英文教育、華文教育、馬來文教育，或者是信仰基督教、傳統宗教、佛教的華人朋友們，大多選擇在清明節回到祖先在馬來西亞的落腳地點上墳祭拜。

當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爭論戰爭的必要性，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遺物，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方單位，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訓練〞軍人〝認識〞考古文物，負起考古學家〝專業〞的責任。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的本體論、道德觀及其政治性。

「分居風暴」 是剛贏得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伊朗電影，去年更囊括了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也被眾多影評人與電影評論雜誌書選出為去年年度最佳十大電影的第一名。 如果這些還不夠說服你去觀看這部電影，那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像很多名過其實或賣弄玄虛的藝術電影，這是一部完全實至名歸的作品，值得你一再的品嘗。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當妳/你做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妳/你為何要念人類學研究所？

如果妳/你的回答是想要在人類學界獲得一個學術工作，那麼對進入研究所這件事，就要再多加慎思。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來支持這個觀點，但是近年人類學博士要在人類學系找到終身教職，並不比大學搖滾樂團獲得唱片合約的比例來得高。如果搖滾樂是你血液中的一部分，沒有人勸阻妳/你將搖滾樂團視為終身職志，而你對人類學也有類似感受的話，那麼我會說「拼下去!（Go for it!）」 否則我會提供其他建議。

其實福壽螺這種好逸惡勞好吃懶做又兼膽小怕事的習性跟叮叮還蠻像的，只是人螺殊途，該開的殺戒還是要殺啊阿彌陀佛。在H的調教下，叮叮於是學會了誘螺、撈螺、撿螺與踩螺等一連串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戰技，立下無數汗螺功勞，戰功彪炳直升宜蘭軍區冬山軍團柯林旅秈稻香米連七星上將，同時也為阿仁嫂家的鴨子加了不少蛋白質與鈣質。鴨子們享用福壽螺後立刻下了好幾顆大鴨蛋，輾轉被送上叮叮外婆家的餐桌。福壽螺吃秧苗、鴨子吃福壽螺、叮叮吃鴨蛋…距離稻米成熟還有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呢 ，叮叮卻已經建立起一條「從產地到餐桌」的在地食物鏈了

戲劇如何成為人類學家思考當代社會文化性質的素材與媒介？甚至，這戲劇對於人類學家在面對新時代與思考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出路時，可能產生何種作用？這是黃應貴教授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給了一場名為「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的演講所關注的問題。文末，我將以另一位同樣受到戲劇影響的人類學家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為例，探究戲劇或劇場如何可能有助於我們釐清被研究對象社會文化中幽微難解的側面，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知識之理論預設所造成的侷限，甚至進而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

今年情人節本部落格推出苦澀的全球化愛情與學術芭樂，也請大家不妨回味去年那顆情人節芭樂：

愛的 bricolage (by 鄭瑋寧）

「嫻熟人類學的朋友應該對bricolage這個字詞有印象，卻不免狐疑：為何愛情會與Lévi-Strauss有關呢？...」

這兩年我開始對離散(diaspora)的議題感到興趣，並嘗試用來解釋古代社會人口流動的問題。這個詞最早指的是被迫離開自己家鄉，想回去又回不去的猶太人，但後來越來越多的人一窩蜂去使用這個詞後，它的意義已完全被擴展開來。有個叫Robin Cohen的社會學家就把離散的意義擴大，並做出不同的分類，像是猶太人或黑奴那樣classic的受難者離散、受到帝國和世界體系擴張後形成的勞動離散、如在東南亞的中國商人這幾百年來為了交易而造成的貿易離散、錫安山教徒那類的宗教離散，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文化離散等等。這些離散很多看起來像是個人的決定，但很大程度上都有結構性的因素在背後推動。我上次酒後跟K半開玩笑的說，我要再加上一個現代的學術離散，K反問我這跟大家在談的像移工那樣的勞動離散有什麼不同，難道我覺得學術工作比較高級，所以要獨立出來形成一個類別嗎？

2009年底，當我準備要把過去田野的心得集結出書時，書的內容還沒完全定稿，而我心裡想的是要選擇甚麼樣的封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繪畫，原因無他：雖被譯為民族誌書寫者，ethnographer不就是兩個字根（ethno+grapher）的結合？儘管有Geertz以來美國人類學界層層疊疊地對民族誌的內涵加以闡述翻轉，對我而言，「描繪族群圖像的人」仍然一語道盡民族誌工作者的核心。然而，回首來時路，撇除那些惱人的傳教士和探險者不提，這項工作真的是一項獨佔事業嗎？

我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在學校也教授「台灣南島語族研究」的課程，但對於平埔族的認識長期以來卻一直侷限在文獻的閱讀，直到所上有一位西拉雅學生--段洪坤--入學後，「平埔」和「西拉雅」對我才開始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那一年我擔任他們班的導師，也開始在學校新成立的原住民中心協助相關事務，積極地舉辦原民週活動，鼓勵原住民學生成立社團，但是卻常很自然地忘記洪坤也是原住民，這時洪坤總會幽默地對我表達抗議，讓我驚覺到自己在潛意識裡對於平埔也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有著他們已然「漢化」的刻板印象。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小林村，風災過後的兩個月，我得知小林村仍決定照常舉行夜祭之時，便主動詢問洪坤是否可以協助安排我前往，當時他正為協助小林重建工作忙得焦頭爛額，但依然一口答應了我的不情之請。

「真正的人」為什麼要犧牲？據說台灣的小學生都知道這個【半屏山】的故事（真的？天佑台灣讚啦！）因為「課本有寫、老師有教」。就是台灣南部有一個仙人在賣湯圓，一粒一元、二粒二元、三粒免錢，大家都搶著要三粒免錢的免費湯圓。只有一個年輕人，他不要求三粒免錢、只買他所需的一粒...各位選後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在芭樂草地中再次站起來活絡筋骨，如果需要即時線上聊天的話，也歡迎大家上「芭樂人類學」facebook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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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一天親戚朋友們和我通電話時，都說一句；「這次有可能」（意思是「有可能」政黨輪替）。這些親友並不能簡單地被定義成「綠」的，應該說他們心底最大的渴求是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個政黨輪替的正常民主政治的架構。我們心照不宣這個超脫於競爭的意願，然而更耐人尋味的卻是親友們的那句：「這次有可能」…，那麼難道從來沒有「可能」過？

就像小孩的法律假一樣，選戰期間「貴族的階級感」暫時打烊，他下凡了。選戰期間可以摟摟抱抱那些過去高高在上的貴族，可以對他們盡情示愛，他不會拒絕，此時不「抱」更待何時？而且只有今夜。狀似嘉年華期間，可以被允許嘲諷君王而不用坐牢。台灣的選戰期，女性們可以轉換「貴公子」變成「情人」，不但不被禁止還被鼓勵，那邊圖的是選票，這邊圖的是瞬間即永恆。情慾以一種「正當」又「私密」的外貌在公共空間流竄。雖然這個民主的舞台是由前輩流了不少血淚打造的，卻正在上演一齣慾望城國。

總統大選進入最後一週，此時翻出選舉芭樂再啃一次，還是充滿趣味。這次選舉也有很多芭樂梗可以續：從三隻小豬到平安符，還有電磁波，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想像？

值此新年，談論「山寨」話題，時光彷彿倒流到四年前蒐集博士論文期間，曾在代工廠上班，利用假日到深圳羅湖去旁觀仿冒品消費買賣的日子。然後經歷過兩岸甚至各國媒體對「山寨」話題發燒、德國設計展(DMY Festival)今年甚至以Copycat為主題舉行論壇，這個話題彷彿方新未艾。

從2011跨越到2012之際，歡迎舊友新知再次啃一次這顆跨年芭樂

一個芭樂人類學家的跨年夜

Laha Mebow（陳潔瑤）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海報上寫著：台灣首部『原住民導演』的電影，若真如此，就是里程碑，不論如何，的確是部值得探討的好作品。

過去兩年芭樂推出了兩篇耶誕文，再次包裝成耶誕禮物，祝大家佳節快樂！

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到金銀島出田野，我透過G島某教授的介紹，順利地住進她的一位學生的家中。這位學生的家長身居政府要職，家中非常氣派。他們家中兼營了好幾項生意，有出租公寓，有經營美髮等等事業，因此僱用了大約十五名的菲律賓籍員工，分別在不同的家族經營的事業中工作。
按照以往的想像，寄宿的家庭會是田野的開端，透過跟寄宿家庭的熟稔，再經由他們的協助，引介我去認識相關的訪談對象。但是住進來一天後，我就發現我的寄宿家庭的成員，每天都要去公家機關上班，剩下我一個人與幾名菲律賓籍的員工待在家中，甚至我們聊天的時間都比我跟主人聊天的機會多。於是我對當地的第一印象其實是來自於這些外籍工作者對於他們僱主的認識跟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