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小學時候學校老師總是交代我們要回去告訴父母親，不要再食用豬油了，改以植物油取代，否則容易得腦溢血。回家之後我們總是複述一遍這個「時代性標準版本」。母親向來對於接受新知識不落人後，報紙電視也三不五時做廣告。但是有次母親耐不住她的疑問對我說，鄰居兩個媽媽也有同感的是，當時一般的植物油（也就是大豆油）不比豬油好。她們的論證是，用大豆油之後，抽油煙機上面留的油漬更難洗掉，那些東西吃下肚不是更麻煩。再者附近山頭上有一寺廟，裡面的師父都吃大豆油，中風的也不在少數。我那時不大相信母親的經驗法則，一直到最近看了相關更深入的報導之後，不得不讚嘆媽媽們當年的經驗說或直覺說。
要怎麼稱這種經驗性的知識？這時候Geertz有一個著名的篇章：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立刻在旁招手。

頭幾年參與國際會議，總是恭敬地捧著厚厚的議程表，早早就把自己景仰的學者和關連的議題圈了起來，倘若遇到多場次共同進行而感興趣的講者同時段前後出現在不同的場地，哎，心中的掙扎和奔波於不同場地之間的勞頓那就別提了。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得比較不那麼，嗯，宗教性了呢？
約略是自從我發現，國際學術會議中的種種發表，也像是一種儀式語言開始吧。

前一陣子為了瞭解竹北璞玉新園區開發與土地徵收，著手進行了一點相關的政策與法律的考察，才發現1990年代 (獨台會案到2000年政黨輪替間)，須要再被重新訪視與研究，官方所謂寧靜革命其實並非比喻，而是應該照其字面意義來加以理解：這段期間開始或完成的許多政策與法律工程，直接且革命性地但在不受注意的情況改變了台灣社會狀況，其效應仍然深深主宰今天的生活。
這篇短文是一個網路書寫計畫的呼籲，重訪台灣1990年代，再脈絡化我們這一代人類學工作者的田野經驗起點，也是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要建立時刻。

小時候，只要那年家裡有人要考高中或大學，我媽在端午節就會綁粽子。「包粽＝包中」，天下父母心，因此廚藝不精的我媽會綁得特別多、特別大顆，以期靈驗。後來我長大了，幸運找到一個「人類學」的工作，某年想起媽媽的愛心，打電話回家請她「今年一定要包粽子」。「可是你不是已經不必考試了嗎？」我媽疑惑的問。「可是我今年有申請國科會計畫耶！」

對在印度的中下階層的人而言，如何經濟而有效率地移動，或如何將物品運送到目的地，是日常生活的戰略，像是搶票、爭位子般的鬥爭，或者共乘、搭便車等順便互相幫助的資源分享。
對流亡藏人而言，規劃、利用/挪用各項連結，是在印度生存很重要的一項技能。作為田野研究者的我，也成為他們傳遞物品的環節，行李裡面都有一個「快遞專區」要使命必達的物件，將東西直接送到指定人的手中。

不久之前，我被「抽中」參加一個學校校務評鑑中教師代表的座談會，它的用意大概在於讓評鑑委員和實際在第一線擔任教學研究的教師直接的溝通，因此可以對學校的發展有實質的對話。七、八位的評鑑委員來自各大學的主管和業界代表先行提問，一連串的問題，有點像是考試一樣。來自各大學的評鑑委員所提的問題，大致上就像，就像，well，大學教授會問的問題。倒是來自其中一位業界的評鑑委員所提的問題馬上讓我清醒了。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她高昂有活力的聲音，但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她令人難以招架的問題。她大致上問的是，「你們」大學的目標都在閉門造車，比賽作文，和「我們」業界毫無關連，從她自己擔任多個xx電的人力資源顧問的經驗，產業界的狀況迅息萬變，大學還在抱著過時的目標和方法；「你們」大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們」業界都不能馬上派上用場，「我們」業界需要的很簡單，只要學生擁有二項能力即可，一個是勤勞，一個是肯學習。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莫非這位評鑑委員也擔任過 T大的顧問，不然T大的校長日前怎麼會有類似的發言呢？

2011年才過了一半，我們就已經歷了兩個末日。先有台灣王老師的511大地震預言，緊接著是「美國王老師」坎平（Harold Camping）神算出的521末日審判，當然事後都證實只是虛驚一場，但末世烏雲依然罩頂，明年還有流傳已久的2012人類末劫說等在前頭。末日預言出現的歷史幾乎就跟人類文明史一樣長久，有關世界盡頭的警示，一方面反映了面對現況的批判省思，另方面則具現了「毀滅重生」的集體期盼，意涵其實是相當積極的。
在所有學科之中，人類學擁有傳統最為悠久的末日論述。

長久以來我一直關注傳統舞蹈的當代實踐，既稱之為傳統，就跟記憶脫不了關係：舞蹈如何成為一種社會記憶的體現，並與歌謠敘事、時間和空間等表徵體系相互參照，構築出文化內在的詮釋支點？回顧幾年來蒐集到的原住民舞蹈素材，我試圖藉由對舞蹈的深層分析，使得原為物理學的空間元素與向度，以及解剖學上的肢體動作序列，能夠被賦予一定的識讀性（literacy），跳脫舞蹈一向予人不可言說、難以捉摸的特質，透過當代族人們的實踐，有效地被辨識、經驗、理解與詮釋。

這或許不是一篇芭樂指數很高的文章，但卻一位台灣的原住民對在泰國所遇到的Karen 朋友的承諾，對於一群生活在泰國北部山區的Karen人，台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國度，而對生活台灣的民眾，泰國的少數民族 (事實上，他們自稱為highland people) 可能只是存在旅遊書藉中的異族，更遑論能對他們所面臨許多政治、經濟及環境上困境有所認識，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僅由這篇文章就能加深對Karen的了解，但我卻誠懇地邀請各位看倌們一起來認識我所遇見的Karen朋友們。

還在歐洲念書時，有一次和房東一家出門，老房東有兩個孫女，兩人為了爭奪一個沙發，吵得不可開交，最後由妹妹霸占到整個沙發，我聽到那個長兩歲的姐姐大叫：「她沒有『權利』可以這樣」。

是的，我清楚地聽到一個法律和民主社會運作的基石的概念：「權利」，出自一個10歲左右的小女生。這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在於她們的日常生活用語可以如此地法律和政治，是應該讚嘆人家的民主政治如此深植於日常生活，並且進入到家庭的親密關係裡，因此而確保了更大範疇的社會運作的「合理性」？

參與2009年雲南瑞麗市帕色天主堂的聖誕節慶祝活動，讓我感受到景頗人群對於音樂結構的執著。對於一位外來背包客去到這樣的音樂會中，最難參與他們歌唱的一個困難點，就是演唱樂句常常是以3句、5句、甚至於7樂句組織為一樂段。相較於西方或是中國樂曲，往往是以4或8句為一樂段，這使得要唱這場音樂會中的樂句型式往往出乎意料的難，樂段（或稱為主題）不是忽然結束，就是綿延不絕...

Kaka前一陣子同一名久未見面的親戚聊天談起自己的工作。聽到我的描述後，她很認真地下了一個結論：「聽起來你的工作是責任制喔！」根據月初領薪水這種工資制度，學術機構購買的是學術工作者的勞動力，而非勞動，是典型的計時制。但是，從外人看來，我們的工作經歷程無不帶有責任制的特色，沒有到達責任額度(足以升等的論文篇數)，就要另尋出路。此外，今年五一遊行的隊列中，Kaka看到在大學任教職的研究助理，高舉「學術工廠，血汗助理」與「教學助理，教授奴隸」的抗議標語，同行者有要求合理的護病／醫病比例與合理工時的護士及實習醫師，以及諷刺女首富經營血汗工廠的行動劇演員。由此，我們看到台灣的學術與高等教育雖未如歐美那般高度商品化，卻隨處可見商品化的效應。

台灣首部以原住民語言發音為主軸，由陳文彬導演所執導的《靈魂的旅程》上個月15日同步在台北絕色、國賓影城、新竹大遠百威秀上映，恰逢民進黨總統初選的敏感時機，馬英九、蔡英文先後分別應邀前往觀賞，為這部片在新聞版面上提昇了不少知名度。
網路上對這部電影的介紹中特別強調：
「全片耗時三年，導演選擇在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深山裡的泰雅部落，搭景重建泰雅古部落樣貌。劇中服裝、道具、美術及語言等，都經過長期細心考據的工作。」
導演陳文彬在去年底於新竹縣尖石鄉受訪時也表示：
「此片在拍攝時搭建許多茅草屋與竹屋，希望藉此振興觀光產業與活絡地方經濟。」
這些報導對於把《靈魂的旅程》視為是一全新創作的觀眾而言，應該是頗吸引人的宣傳。然而，對於知曉此片乃是由陳文彬導演前一部短片《泰雅千年》為基礎發展而來，並從比令‧亞布側拍的紀錄片《走過千年》得知重建這些古代泰雅部落過程裡留下諸多紛爭的人而言，看到所謂的「泰雅古部落」再度被搬上檯面作為宣傳重點時，恐怕會和我一樣覺得愕然與諷刺，也對於陳導演究竟如何看待他與部落族人的關係和互動感到不解。

上個禮拜全世界最關注的事情之一，大概是英國王室威亷王子的婚禮。全球的電視台花了大筆錢買了實況轉播，讓世人目睹這對新人的世紀婚禮，宛如從童話故事裡走出來的王子與公主，盛裝坐著馬車駛向一個完滿的結局。媒體和評論家們津津樂道婚紗的設計，王子的軍裝，公主的美麗。其中最［社會學式］的評論是關於他們的婚禮為英國帶來的經濟效益，據說新人本來不想如此高調完婚，礙於執政黨的要求，為疲乏的英國經濟多少貢獻一下王室成員的責任，替英國人帶來一些賺錢的機會，不得不被迫演出貨真價實的皇室婚禮。然而這個婚禮動人心魄之處還不在於威廉的英俊和其新婚妻子的美麗，而是他那美麗而早逝的母親的悲劇，似乎為這個婚禮作了最矛盾弔詭的戲劇背景。在婚禮轉播期間，他的父母三十年前成婚的畫面不斷穿插進來，他母親的身影也不斷地重現。與其說是在比較兩代人的差異，不如說是他母親淒美而悲劇性的一生將這個婚禮提升或轉化成一個具有延續性的歷史事件。

底下是本月初登在學生刊物的一封我寫給交大校長的信，希望她能夠關心交大在竹北的新校區計畫正引起的在地爭議與危機。我把它重刊在芭樂人類學，希望您讀過以後，如果跟我有一樣想法，可以幫忙將意見傳送給她。我在本文最後設計了一封意見信樣本，你可以剪貼簽名後直接寄給交大校長信箱，呼籲她成立一個校內的特別委員會面對處理這件校園和社會大事。

這大概是我所有田野故事中最哀傷的一個。
2000年的某天，剛好有些事情要在城裡處理，就沒有去田野工作。快到中午時想到郵局寄東西順便吃飯，於是便走到了城中心去。沒想到縣城裡唯一的主幹道兩旁擠得人山人海，問了問旁邊的一位老鄉這在做什麼，在嘈雜的人聲中只聽到幾個濃重的四川腔的字，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正想是不是再找個人問的時候，只聽到聲浪像炸開來似地，人群向聲浪的反方向擠去，整個人也就跟著被擠了過去。在擁擠的人縫中看到幾臺小卡車從馬路的那頭開過來，等到看清楚車上的狀況時，腦袋像是被重擊似地整個人呆住了。

2008年12月抵達天鵝城開始田野工作，朋友就告以天鵝城華人大概有七成以上是「大中國主義」者。後來有人說八成，有人說九成。我也不免開始思考這個現象的由來，以及臺灣在天鵝城的角色轉變。我將從最近三十年間世界政治經濟的劇烈變動，對中國、臺灣與馬來西亞的華人所產生的衝擊著手，分析天鵝城與臺灣華人社會面對「大中國主義」的心路歷程，以及天鵝城華人的臺灣情。

有個道理我始終都無法理解，為什麼清洗得氣味全無一點點黏液內臟都不留的無味蝸牛肉被放進人造的有六個磁洞的蝸牛盤，和上西洋香菜蒜泥奶油放進烤箱烤個六分鐘，擺在桌上叫做法國美食，一盤可以賣你三、五百塊台幣不被嫌，但是田野裡吃的龍葵野菜鍋牛湯卻很少能被外人接受？我要替阿美族的蝸牛平反，當然也是因為我跟蝸牛的交情不只如此。在田野裡我才知道蝸牛可是可以養在雞籠子裡的！各位看倌知道嗎，我的Ina（阿美族語的媽媽）就曾經帶我見識過，她的媳婦很會拿野菜的工夫，不論是大雨過後泥地上的「情人的眼淚」（一種蕈類）或是一整個雞籠的蝸牛，對我這個都市裡手無縛雞之力的弱雞來說，還真的是挺壯觀的！！！最近我也才知道原來西班牙瓦倫西亞地方的美食番紅花海鮮飯Paëlla裡，也加了蝸牛的！而且他們也會像阿美族一樣，把蝸牛暫時養在雞籠子裡，只是阿美族的媽媽們告訴我，養在雞籠子裡是要讓蝸牛把已經吃進肚的不乾淨的東西清乾淨（至於怎麼清就請各位自己想一下囉！嘿！），但是瓦倫西亞的媽媽們則有一個絕招，就是為蝸牛們準備百里香大餐，呵，想必海鮮飯裡將會充滿著蝸牛身上冒出來的百里香氣味？！嗯，應該是挺不賴的吧！

「反正政府規定你要戴安全帽，你就去買，買來以後要不要戴是你家的事情！」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社會結構的緊張與不平等，彰顯不同文化的模式，也反景出歷史的記憶與層疊的連帶。身為一個人類學家，由於自認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只是間接而片段，對災後社會景況也沒有一手的觀察，如果說要寫篇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分析，討論日本文化對災難反應的影響，我著實不敢下筆。然而總覺得芭樂人類學在這個當下需要寫點什麼，幸好人類學還至少有兩項特色：全貌觀以及比較觀點，因此這篇文章，我想試著從這個角度初步的談一些目前的觀察與想法。請先容我從一段（不全貌也沒比較的）記憶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