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從小我就很喜歡玩電動，從很簡單的小精靈、賽車、拆炸彈、接龍，到美少女夢工場、三國志、破壞暗黑神與世紀帝國（以上全屬單機版），因為常玩臉書上的遊戲（如「開心農場」、「夢想城市」），因緣際會下，今年3、4月時，開始了「線上遊戲」的首次接觸。在玩了快3個月的線上遊戲以後，我對其中的部份現象感到愈來愈好奇。

解嚴後25年，逐漸的我們將國會定期改選、總統普選、地方選舉、法治/司法獨立視為理所當然或必得追求的目標，代議民主體系已經成為全民共識。想想短短不到30年前，政府還在狡辯國會應不應該改選、總統應不應直選，這樣子的共識不代表民主的勝利嗎?
然而，這個民主勝利為何反而帶來吳介民說的民主嫌惡呢? 類似的民主勝利不正是1987年解嚴的意義和目的嗎?

大家都知道我從2004年開始便在成都平原西北邊的郫縣進行一項田野計畫，目的在探討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到漢代時期遺址的分布狀況，特別是如何從新石器時代十來座城址轉變成為青銅時代三星堆文化的複雜社會的過程。這項研究計畫已於2011年告一段落，完整的研究報告目前還在撰寫中，但在本週的芭樂中，我們要來談的是這個計畫設計過程中各種失敗或挫折的過程，就做為正式報告出版前的小插曲吧！

農民之路並非反智的輕視科學，而是希望在過度偏重專家知識的科學迷思中，重新找回屬於農民的在地智慧。因此，他們從不問「最好的農法是什麼？」而是不厭其煩的殷勤探問：「在地的農法是什麼？」重視在地，並不意味著封閉保守，而是將農業發展的希望主體與知識權威由專家的「腦」再放回農民的「手」。農的知識永遠是實踐的知識，而實踐的知識必定是在地的知識。也因此，農民之路做為全球農民串連的組織平台，亦積極促進農民之間的分享與交流，也就是他們所稱的"Farmers to Farmers"(簡稱F to F)。通過F to F，知識不再被學者、專家與研究員壟斷，農民也就不只是「生產農作物的勞動者」，而更是「生產農作知識的思考主體」。

天鵝城華人辭世後，往往是在兩到三天內下葬。這對於我這個臺灣人來說是個文化震撼。據我在臺灣親身參與或耳聞的幾次親人喪禮，往往需要停棺約一個星期或更久，讓子孫奔喪，發出訃告讓必須通知的親友都知道，做足各種宗教祭典，備齊達官貴人的輓聯，看好下葬的風水寶地之後，才會舉行喪禮。天鵝城這個短時間內下葬的風俗，跟任何宗教或國家的法令有關嗎？這麼短的時間，來得及通知親友嗎？

去年年底我帶著女兒聆聽了蘇顯達的回台25週年巡迴演出，因為他要演奏我喜歡的台灣音樂家：郭芝苑的作品，還有我也一樣喜歡的巴哈。這位台灣長大的小提琴家，在台上賣力演奏完一個樂段後，聽眾席爆出一陣鼓掌，可是明明只是完成其中一個樂段，我看到這位台灣大師用眼神微微向著他的台灣聽眾點頭示意，表達感謝。 這幕真是有趣極了，拍或不拍？ 社會劇充滿著規矩、暗示、命令、體貼或倒轉…………。
最早有系統地處理這些日常生活的社會劇的社會學家，是Goffman，然而另一位G先生Giddens曾經批評他，對於日常生活的劇碼如何和大的結構產生關係，Goffman是沒有興趣的。我認為Goffman的缺失是沒有看到某些暗示和符號，其實連動到一組更完整的劇碼，當我們拍了這個手，做了這個微笑，我們就啟動了一個符號，它將暗示我們完成一個更完整的、社會幅度更巨大的劇碼，除非這個劇碼被另一個劇碼中斷。

2011年，全球的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我除了觀注國際的發展，也注意到在地我任教台灣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同時也在發生「佔領」校園土地，重返傳統領域的文化實踐運動。
2011年秋天，布農族研究生胡克緯跟東華大學申請了一塊地，先是以布農學會之名，逐漸也召喚一群就讀東華原住民學院其他族群的學生，他們身體力行，要用手拿鋤頭、墾地、播種、除草、採集、收割、打榖、釀酒、要把原住民部落生活和農事技藝文化，用身體親近，在東華的土地一一落實。

李維史陀於2011年過世，其著作不但啟發著上個世紀人文諸學跨領域的研究，也強調運用感官知覺，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的描述與想像，作為理解人類普遍心靈的基礎工具。其中，他對於文化(神話、親屬)的分析，有許多隱喻借用自人的音樂/語言的結構邏輯，在民族音樂學界中，相關的分析文獻卻少得驚人。原因無他：理論太前衛跳躍，而我們這個時代的專業分工極細微，要用科學或美感融通文化感知談何容易？

但為什麼人類學家要分析「淡定」這種流行語？這也包括在人類學的範疇嗎？

2012年，淡定暴紅，我們不能只侷限在分手擂台故事，只從個人層次的感情糾紛來看；一種情緒引發社會某些人的共鳴，發展成為「情緒美學」時，反映的是當下社會的特性、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策略、和整體社會的氛圍。

1626年，荷蘭人用約24美元的物件向美洲原住民買下曼哈頓島，歷經數百年後，曼哈頓形成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中心。在曼哈頓區有個東村，約自1950年代開始便是各種另類與波西米亞式藝術家、嬉皮、龐克，與各式各樣藝術、地下電影，音樂，報刊與前衛社會運動者匯集的區域。然而，隨著另類藝術的發展，卻弔詭地形成一種時尚風潮，大批的富人嗅到時尚帶來的商機開始炒作房地產，使得房租地價快速上漲，另類的藝術社群、便宜的獨立書店與咖啡店消解，東村進一步被同質化，不再存有過往生猛活力的邊緣性格。
從紐約的時區快轉12個小時，來到「世界政治邊緣的邊緣」— 臺灣，在邊緣的邊緣的邊緣的東部一個海灣區域，自21世紀初開始，也正發展出一種與紐約東村有點像又不太像的另類藝術氣息與蠢蠢欲動的同質化過程。既然如此，那麼我就先暫時將這個海灣的區域，稱為臺灣東村。

芭樂也來kuso一下，響應藝文界「 我是人，我反核 」運動 （為什麼是切開的芭樂？因為深夜家裡只剩下一顆芭樂阿～）

住在天龍國的人請不要儍儍地問我：「為什麼不坐高鐡？」花蓮，高鐡不到的地方。不適合快速鐵路或公路，一個適合慢慢生活，好好度假的地方。

剛從國外回來時，我賃居在城市新興的大樓裡， 鐵道的一端是櫛次鱗比的新穎大樓；鐵道的另外一端則是老社區。老社區內偶而交錯幾間歷史悠久的廟宇、安養中心及野草遍佈的空地，靠近鐵道的馬路邊有兩三座不甚起眼的小公園。出入公園的成員除了媽媽、小朋友外，多半是被看護推著輪椅的老人。觀察的其中一個公園每天黃昏，特別是假日的時候，會有一部廂型車停在公園一側。司機停妥後把後車廂打開，然後以熟練的動作，把車上的紅藍兩色塑膠椅拿下來擺在公園一角（通常是在樹蔭底下）供人唱歌；廂型車側門打開之後，車內的設施一應俱全，一台約四十吋大小的電視螢幕、紅黑兩色電線線路交纏的卡拉OK線路、以及兩三支有線麥克風。廂型車後偶而還會停著一部賣水果的小貨車，某種程度形成了一種黃昏市集的感覺。

「食晝」是美濃客方言人群生活細節中的一環，也是地方社群文化的一環——正確來說，在發展成為成功的農耕民過程中，「食晝」反映的可說是美濃客家社群的勞動文化。我在美濃生活的十年裡，經歷過相當多的「食晝」，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就是從原先單純地就是去登席、包禮，到後來關注其整場宴席對於「時間」的掌握，有某種帶急迫感的特色。急迫感是怎麼產生的呢？

芭樂人類學從本周開始連續五次會有不同的寫手，書寫他/她所處的地方(或是城市)，當我們嘗試書寫地方(或是城市)時，一方面想要窮盡台灣各個大區塊(後來沒成功)，另一方面不可能窮盡地方(或是城市)書寫的可能方式(這個倒是很容易成功)，我們想要的是身處這個地方(或是城市)的人類學家，可以如何書寫它。本篇是先鋒，敬請各位讀者期待芭樂人類學這個新的實驗──主題書寫。

2011年初春，我進入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現已更名為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教書，也定居在都蘭部落裡。偶然的機會，在同校同仁的邀約下，參與「競標」教育部的「大學小革命計畫」徵案。初任教職，滿腔的熱血恰巧想好好地來「革命」一下。

「如果讓我來帶一堂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大學課程，我會怎麼教？」腦海中不斷浮現這個問題。

經過反覆地自問自答後，我決定以自身的親身經歷為範本設計一個自以為不同的大學課程「東大發力森」。

2010年初夏，一個如常的忙碌日子，穿梭在北藝大舞蹈學院環中庭而繞的廊道時，我被同事叫住了：「林老師有事要找你」。林懷民先生，在他許多眾所皆知的盛名之餘，也是北藝大舞蹈系的創辦人，我至今仍然清晰記得，青澀少年時期領受現代舞啟蒙觀賞作品《薪傳》所帶來的衝擊。面對一個在我生命中儼然已經佔有大師地位者的召喚，我和另一位同事絲毫不敢怠慢。沒想到在他的吞雲吐霧中正襟危坐後，聽到的是：「我們三個人來合開一門課，綺芳妳就帶同學們讀《憂鬱的熱帶》」。

當我在金銀島出田野大約接近半年時，我開始接到一些具有半強迫性質的額外任務，多數都跟翻譯有關。因為在當地大約有700-1,000名的中國人，分佈在各行各業。同時約有一百多名的台灣人在當地經營生意，多為中小企業老闆。有時候這些人會有些生意上的糾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嫻熟英語。所以我被當地法院徵招，去法庭做口譯。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志工工作，是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畫，針對當地娛樂業的女性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推廣課程，以及愛滋病的篩檢。

原住民的題材到底該由誰來拍攝？有人主張原住民本來就應該自己拍攝自己。但，也有人提出疑問：「拿起攝影機的原住民，還是不是原住民？」

我總喜歡在課堂裡與學生們分享這段想法：「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信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都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葛茲如是說（中譯本《後事實追尋》200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