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一天，有一位名叫實際的比丘尼來到金華山俱胝禪師的道場，戴著斗笠手執錫杖遶著俱胝和尚走了三圈。 「什麼是佛？你說得出來我就脫下斗笠！」 連問三次，俱胝禪師都瞠目不知所對(這是哪來的神經病？)，比丘尼轉身就走，禪師連忙站起來： 「天色暗了，要不要在這裡暫留一宿？」 比丘尼仍然鐵著臉： 「你答得出來我就留下」 禪師還是無言以對(你到底是在說三小呀？)，比丘尼轉身離去了。

當1949年物理學家Libby發明了碳十四同位元素定年後，立刻在考古學界掀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此之前，考古學家判斷器物的年代只能用地層的疊壓關係以及器物風格做推斷，所得出的年代結論僅只是相對地誰早誰晚，或是以臆測的方式推估一個年代；而碳十四的技術出現後，許多和年代相關的推論被全面改寫，一些爭議性的案例也透過檢定後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答案(如 都靈裹屍布 ，不過最近的研究又有新的翻案)。

大二及大三的暑假我參加了宜蘭大竹圍遺址的發掘，這個遺址包含了鐵器時代舊社遺存及新石器時代繩紋紅陶文化兩個不同的文化層，尤其是繩紋紅陶文化的部份保存狀況良好，出土相當多的陶器和石器，當時可以算是宜蘭發現最大規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但它的位子正好在籌建中的北宜高速公路礁溪交流道的匝道出口，於是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發掘評估工作。

進大學教書以來擔任過多次大學甄試入學的面試委員，也和許多本系和外系的老師聊過推甄時所面臨的問題。很多老師都反應學生的表現越來越制式化，也覺得學生在選擇科系有以功利性的錄取為取向的情形。本週的芭樂我想來談談我對於推甄的看法，以及對於推甄進來同學的期許。必須要先說明的是，這並不是一個推薦甄試的指南，而是一位多次參與人類學推薦甄試老師所看到的推甄的問題，不但希望能給高中生參考，也希望已經推薦甄試進入人類學系或其他相關科系的同學再次回想當時推甄的情況，看看自己是否仍抱持著當時的”初衷”。

今天早上起床就看到聯合新聞網上提到高速公路收費站收費員婉拒過路駕駛新年紅包的新聞，而在這溫馨新聞裡面提到這位收費員原本是學考古出身，「但薪水吃不飽、穿不暖」，最後只好考國道收費員，擔任起收費員的工作。

對我來說，田野地的決定一向是種種機緣的巧合。大學時最常出田野的地方是宜蘭，那裡是我母親祖先來臺時的地點。寫博士論文時的田野地在重慶，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所以當北大的老師向我提出邀請赴海南島進行鹽業考察時，雖然我已說了很多次想要暫停鹽業的題目，擺脫「鹹溼考古學家」的稱號，但還是立刻答應了這個邀請，因為海南島是我父親在1949年來臺灣前生活的地方。從小我的身份證及戶口名簿上的祖籍都是寫「海南特別行政區」，讓我總覺得與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樣，對於海南島，總是有股很特殊的感覺。今年一月的海南島田野行，剛好就完成了我以田野尋根的最後一站。

(按：本篇為10/23蘋果日報投書但未刊出，於是在芭樂人類重生，事實證明，芭樂才是水果的王道!! XD)
如果有人來臺灣投資貿易，但對臺灣的歷史、文化及風土民情完全沒有興趣，只想盡可能從你這邊賺完錢就離開，你會喜歡這樣的投資者嗎？
答案很顯而易見的，我們並不喜歡這樣的情況發生。今日(10/23)外交部贊助的中美洲經貿辦事處(CATO)在中正紀念堂舉辦「馬雅論壇」，邀請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及貝里斯等四個邦交國各推薦一名瑪雅考古學的專家討論瑪雅的末日預言，以及瑪雅文明的天文曆法、金字塔建築、風俗民情及商業電影等，對我們了解中美洲地區的歷史及風土人情提供一個極佳的機會。但在前一日的新聞報導中也看到有立法委員質疑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用錢亂七八糟」，舉辦這樣的論壇對臺灣的經濟貿易沒有幫助，甚至有立委譏為「寶傑就已經談得夠深入了」。事實是如此嗎？

大家都知道我從2004年開始便在成都平原西北邊的郫縣進行一項田野計畫，目的在探討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到漢代時期遺址的分布狀況，特別是如何從新石器時代十來座城址轉變成為青銅時代三星堆文化的複雜社會的過程。這項研究計畫已於2011年告一段落，完整的研究報告目前還在撰寫中，但在本週的芭樂中，我們要來談的是這個計畫設計過程中各種失敗或挫折的過程，就做為正式報告出版前的小插曲吧！

這兩年我開始對離散(diaspora)的議題感到興趣，並嘗試用來解釋古代社會人口流動的問題。這個詞最早指的是被迫離開自己家鄉，想回去又回不去的猶太人，但後來越來越多的人一窩蜂去使用這個詞後，它的意義已完全被擴展開來。有個叫Robin Cohen的社會學家就把離散的意義擴大，並做出不同的分類，像是猶太人或黑奴那樣classic的受難者離散、受到帝國和世界體系擴張後形成的勞動離散、如在東南亞的中國商人這幾百年來為了交易而造成的貿易離散、錫安山教徒那類的宗教離散，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文化離散等等。這些離散很多看起來像是個人的決定，但很大程度上都有結構性的因素在背後推動。我上次酒後跟K半開玩笑的說，我要再加上一個現代的學術離散，K反問我這跟大家在談的像移工那樣的勞動離散有什麼不同，難道我覺得學術工作比較高級，所以要獨立出來形成一個類別嗎？

打從到四川出田野的第一天起，只要跟人說我的田野地在四川，接下來的話題通常就是：「那裡的食物很辣吧？能習慣嗎？」，彷彿一提到四川，就離不開那紅紅辣辣的辣椒。但是辣椒真的是四川菜「自古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嗎？

這大概是我所有田野故事中最哀傷的一個。
2000年的某天，剛好有些事情要在城裡處理，就沒有去田野工作。快到中午時想到郵局寄東西順便吃飯，於是便走到了城中心去。沒想到縣城裡唯一的主幹道兩旁擠得人山人海，問了問旁邊的一位老鄉這在做什麼，在嘈雜的人聲中只聽到幾個濃重的四川腔的字，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正想是不是再找個人問的時候，只聽到聲浪像炸開來似地，人群向聲浪的反方向擠去，整個人也就跟著被擠了過去。在擁擠的人縫中看到幾臺小卡車從馬路的那頭開過來，等到看清楚車上的狀況時，腦袋像是被重擊似地整個人呆住了。

很多時候博士論文題目的決定完全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在煩惱博士論文的田野地時，剛好有個到中國田野的機會，雖然對於田野地處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狀況，只知道要去搶救一個即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古代鹽業生產遺址，其他問題都還沒想清楚就出發了。

對於考古學家來說，解決田野裡的糧食問題可能比文化人類學家更為困難。因為考古田野多為團隊合作，人數較多，如何顧及一大團人的民生問題便考驗帶隊者的智慧。以前我在臺灣讀書時的地理課本強調中國是「南人吃米，北人吃麵」，這種說法對於一向米麵不拒的我來說，一點說服力也沒有。一直到長江三峽進行考古田野工作時，才真的見識到飲食習慣的力量。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和一位美國同學到重慶三峽庫區的Z縣進行考古搶救發掘工作，同時為我們的博士論文尋找材料。由於公安堅持「外國人」不能住在村子裡，必須住在核可的「涉外賓館」，於是我們只能住在縣城裡，然後每天包一台車，花上半個小時的車程到遺址上班。
這是一個很小的縣城，全縣的涉外賓館只有一家由電力公司經營的X賓館。說是賓館也不那麼正確，其實是蓋完縣城中心的電力調度大樓後，還有剩餘的一半空間，就把它挪來做二星級的涉外賓館(最神奇的是，儘管他是全縣城的電力中心，但是平均兩到三個禮拜就至少會跳一次電)。整個賓館上至經理，下至服務員，都是從電力公司調來的職員，沒有人有經營旅館的經驗，最有「國際化」的設備就是櫃枱幾個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的時間，不過我從來沒看過它動過，所有城市所指的時、分、秒也都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