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2020台北雙年展正在舉辦，來自中央研究院的彭保羅老師參加了「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的「外交新碰撞」開幕研討會。藉此討論拉圖定義的「氣候戰爭」和「氣候外交」概念機會，他提出一個有關其形容為「恐怖思想份子」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問題：我們真的需要引用他嗎？

清末民初之際，台澎金馬等島嶼有各自不同的歷史遭遇。這些島嶼在1949年後同屬於一個政權治理之下，卻因反共大戰而有彼此迥異的戒嚴時期經驗；儘管如此，台灣本島還是離島居民尋求生計改善、階級流動、與人生夢想的期許之地。對於在戒嚴末期出生，與台灣民主化歷程一同成長的金門青年來說，他們在家鄉所進行的各種類型的公民實踐，並不是以金門和台灣間的歷史差異來強調金門在地認同，而是建立在金門與台灣隸屬同一政權治理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之上。

法國哲學家André Comte-Sponville 曾說：「我寧願在自由的國家染上Covid-19，也不願在極權的國家中無恙」(J’aime mieux attraper le Covid-19 dans un pays libre qu’y échapper dans un État totalitaire)。沒有大餐也沒有廣大親友團聚的聖誕節，還能稱得上聖誕節嗎？熟悉法國文化的楊豐銘老師，分析疫情之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從而說明社會契約精神在當代的實踐。在法國政府抗疫所展現的施政能力飽受質疑的情況下，能不能放假出門，成為了一場爭取公民自由權的生活政治。

多虧了極權統治者極度自戀的荒謬大外宣，以及一顆受罪咎感鞭策而力求振作的頹廢心靈，一部分被自由世界長久遺忘的失蹤者，終於找到回家的路。只是，回家之路崎嶇漫長。當在地獄中度過的時日，已超過被硬生生拔離家園時的年歲，吹拂著人事全非的家鄉的自由空氣，竟比牢獄中已熟稔的毒瘴，更為冷冽。

自從世稱「田野調查之父」馬凌諾斯基在因緣巧合之下來到了大洋洲上初步蘭群島進行了長期田野並豎立了民族誌田野調查（ethnographic fieldwork）典範之後，田野調查成為了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門中重要的成年禮。但是身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門徒，要怎麼開始做田野？怎麼做好田野？究竟有沒有人能教你做田野？這些問題好像都成為老師們嘴邊一抹神秘的微笑，等待學生自己去揭開田野神秘的面紗、自己去體驗田野中的酸甜苦辣。

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今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

天光未啟，溫文儒雅的天葬師—旺燈，孤身盤坐於天葬台上替亡靈唱誦經文，為祂鋪築這一世的最後路程。我隔著溪水從對岸認出了他，右手的卜朗鼓咚咚作響，左手搖著玲，趁著夜與晨親吻之時，那畫面渲染著一股謎樣的美。霎時，我停下腳步，只想遠遠的凝視，深怕任何一個不合時宜的姿勢，打攪了祂與塵世的道別。「美好的事物從不尋求關注」，腦海裡浮現這句話，我摒住呼吸，任時間繼續流淌。「早上好」，旺燈露出靦腆的笑容對我說。

全球疫情蔓延中，到底什麼是常態？身在臺灣的鄭肇祺老師，常常懷疑著，只是出門要多帶一個口罩（基本上不用戴著），我就是回歸到生活的常態中嗎？還是，對比北美（甚至世界上）的各位，我的生活才是非常態？一場人類學年會的Panel，可說是年青學者的一次探索，在危機重重的2020年，檢視各自田野（中國、日本、臺灣）面對新冠狀病毒的威脅下如何應對。疫情下，國家如何定義「新的常態」？治理（或是從上而下的管治）產生了什麼樣子的新常態？這些都是在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內形成，帶有重要意義。

在距今七千年的智利海岸沙漠區域，Chinchorro做為社會結構相對單純的小型社群，由於環境因素被迫面對極高的嬰幼兒死亡率。面對心理的衝擊與悲傷，選擇投入資源，透過形體的轉換使得離世的親人能以不同形式繼續參與社會活動。因此，我們看到的木乃伊不只是安地斯山最早的生死或宇宙觀的呈現，還包括以人性情感為出發的社會價值。

冷戰後，國際間不再只以政治系統（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貧窮程度（已開發、開發中）來分類國家，更強調「全球南方」等後進者共通的發展困境。透過「全球南方」的論述，世界再次打造出一個虛幻的美麗願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單一、「進步」的線性史觀。《南方的社會，學》反對一個虛假的南方。「南方」不是一種地理方位，不是一種開發程度，而是一種擁抱內外異己的概念。「南方」以更多元的方式來反對經濟至上的觀點，也更堅持去體悟多重交織下的，南方之中的南方。

全台各地的搶救發掘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考古家為了不與社會"發展"衝突，到處盡“社會”責任，同時，又要傷腦筋如何“典藏”這些被請離的“資產”，更別提那些依靠考古發掘所產生如吉光片羽般的故事，不知在這社會中如何安身。是不是有另一種可能，人、土地、歷史與未來?本週，江芝華老師以組織丸山遺址考古營隊的經驗，分享在地居民的肯定、參與及討論，如何影響了公眾對考古工作的印象。過程中，有居民回憶起過去村里自釀醬油的打黑石聲音，從而製作出當年打黑豆用的工具。當不同聲音可以被尊重、被訴說時，他們就有可能共存，並開啟更多有待共同討論的未來。

當全球COVID-19疫情已經突破2900萬人確診，大洋洲是世界上少數的淨土。截至目前為止，尚有十二個大洋洲島國保持零確診。同樣都有島嶼做為天然屏障， 為何有的國家或地區疫情嚴重，有些輕微，其他則守住了零？疫情對大洋洲的經濟影響為何？

卡大地布部落的男子會所制度恢復與其他文化復振活動成功之後，對於部落公共與文化事務的決策與治理成效極佳，成為其他部落參訪與「取經」的對象。而在近日的知本溼地光電廠案上，卡大地布部落更是台灣第一個面臨土地的轉型正義與綠能開發的價值衝突的案例。在五五波的投票結果與充滿爭議的諮商辦法之後，究竟，光電廠案能有甚麼出路？

最近威斯康辛州非裔美國人Jacob Blake在與警方發生衝突後，返回車上的瞬間被射擊七槍的事件，讓從五月以來抗議George Floyd因警方壓制致死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下簡稱BLM）運動火焰又再度燃起。獲得全球響應的BLM在亞洲也有聲援的行動，但因不同的地緣政治和族群歷史背景，力道強烈不起來。特別是在台灣，雖然也有自身的種族主義問題要處理，但「黑」（Blackness）往往不被認為是該檢視反思的範疇。

原來居住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呢？他們已經被「漢化」，消失在歷史洪流之中了嗎？邱韻芳老師也曾經這樣以為。原民會的「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開啓了中央政府固定每年提供經費補助平埔族群進行有計畫的文化復振之政策，也讓過往被錯誤泛稱為「平埔族」的各族群/部落，有機會向大眾展現他們各具特色的族群/部落文化。今年八月初，邱老師因為擔任計畫的期中訪視委員來到宜蘭壯圍鄉東港村的奇立板部落，開啟了對噶瑪蘭族不同的認知。

歷史總是一再重覆。繼2015年5月竹南龍鳳漁港30艘漁民自救會漁船出海抗議海洋風電示範風場、2015年7月彰化區漁會帶頭組織80餘艘漁船 圍堵 福海風場的觀測平台施工之後，近日在雲林縣的四湖與口湖鄉沿海，也有一波漁民對抗離岸風場的行動正在進行。

田野啟程前問了英國的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他只說：「活著回來。」（Stay alive!）當時聽起來很嘴砲，後來才體會到其實有道理。他已經預見了田野中會遭遇種種試煉，田野工作者必須保護自己，又得兼顧研究資料搜集。字面上的意思是確保生命不受威脅，但象徵性的意涵是活過博士班、乃至「人類學家成年禮」的考驗。在這個努力活下來的過程中，真切地關心、同理報導人們讓自己好好活著的擔憂與策略、絕望與希望。

「妳一個台灣人為什麼跑去研究香港？」這是我每次分享自己研究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本地人」才能做好田野嗎？ 究竟「局外人」（outsider）還是「局內人」（insider）做起田野更具有正當性、更有優勢？這是人類學界至今爭辯不休的議題。博班入學面試時也被問到，以我對這個辯論是否熟悉作為判定我算不算「圈內人」的依據之一。

「如果在花蓮，一座海洋博物館？」台灣當然不需要處處都是博物館，但以花蓮特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天然以及人文景觀，卻沒有任何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實在令人遺憾。如果有這樣一座博物館，應該跟現有與海洋相關的博物館有何不同？又應該帶出怎樣的原住民觀點。透過參訪三個與海洋有關的博物館的心得，以及舉辦工作坊的討論，李宜澤老師試圖整理一些觀察與想法。

｢聲音｣這個中文名詞，在英文裡又可以分成｢voice｣與｢sound｣，｢voice｣指的是人說話或唱歌時發出的聲音，「人聲以外」的聲音則是｢sound｣。不管是人的話語、還是其他的聲音，｢聲音｣是與他人連結的重要媒介，也是重要的感官之一。說與不說，有時候是一種兩難。在這個時代，很多時候我們會有一個感覺，覺得說話與發表言論是我們天賦的自由與權利。然而更多時候，說與不說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選項。
聲音的大小，有聲與無聲，都與權力、社會關係、及社會地位息息相關。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何撒娜老師這首關於｢聲音人類學｣的隨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