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青年回到部落，透過申請小額計畫做部落地圖、種小米，學習織布。或許有人擔心這些只是一時的風潮，我也相信會有這樣的現象，但我的確看到了一些我所識與不識的原住民青年依著自己的步伐，超越計畫、活動的框架，透過日常生活裡的身體力行，與部落、土地產生了更深的連結。他們討厭被冠上「返鄉青年」如此新聞標題式的英雄封號，也不覺得自己是身負文化復振的神聖使命，就只是簡單地回到部落生活。

「取得研究許可」是人類學田野調查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在研究方法上總也會提到，是個老生常談的題目。我從1998年以來，長期在中國西南的村落進行研究，在碩博士研究階段，都準備有介紹信，也都透過研究單位拿到研究許可，從來也沒有因為觀看儀式被公安找過麻煩。然而，我從2013年至今年的越南調查經驗，讓我真正體會到研究許可的重要性。僅以此文提供有興趣赴越南研究的朋友參考，希望後進者可以少走一點彎路。

日前菲律賓勞動就業部次長表示中國正與菲律賓商討，開放菲傭到中國幾個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引起相當多的討論。如果中國準備開放市場，讓菲律賓籍家務工能在中國合法工作，準備的工作需要包含兩大部分：一是鼓勵大眾討論、思考菲傭與這個社會的關係，並進而形成共識。二是要完善各類聘用家務傭工的法令：最低工資，社會（醫療）福利，工時，居住地點安排，入境簽證與居留權等準則。合理，完善，不因人而異的安排，自然能累積尋找機會的菲律賓籍家務工的信任。這也是僱傭雙方穩健互信的合作關係的起點。

昨天參加部落的一個儀式，以殺豬開場，幾位壯漢牽扯著這隻約有兩百斤的豬，司儀一聲令下，一位先生拿著山刀估量了一下就往豬脖子一刀深深地插了下去，瞬時間，這豬吼叫如雷，貫穿整個會場，哀號許多才斷了氣，工作人員馬上將豬屍移走，沖刷清理現場。而我五歲兒子現場目睹一切，而且站在最前面擁有最清楚的視角。我該如何跟他解釋呢？

2017年四月至五月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探討傳統生態知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以及韌性研究（resilience studies）的加拿大學者Fikret Berkes訪台，受邀走一趟魯凱族的傳統領域，與部落族人、林務局官員、學者針對傳統領域與生態管理議題進行意見的交換。透過這種實際行動的走動式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三方是否能達成更多的互信與瞭解？以下就是整趟行腳的回顧。

最近我翻譯的《依海之人》（People of the Sea）一書終於出版了。芭樂人類學大可直接轉載譯者導言，但那正經八百了些（畢竟需要送科技部審查阿），還是來一篇芭樂版的譯者後記吧。這篇不會「劇透」過多，希望勾起大家閱讀的欲望──炎炎夏日，這封面看了就很清涼，不帶一本嗎？

各位農友，又到了我們歡樂的芭樂電台的時間～ 芭樂電台很久沒有開張，因為主持人去做人了～～嘿咻嘿咻真的很辛苦（嘿咻本身沒那麼辛苦，嘿咻中獎以後就超辛苦）。做人成功以後，發現社會建構的各種「母職」真的超累！母職多如牛毛，今天讓我們先來X譙「追奶」這個概念。

為什麼學界會有「檔案田野」（archival fieldwork）這樣看似相互矛盾的說法？會如此稱呼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人類學家帶進檔案館的問題，往往是由田野而來，也就是說檔案館與田野基本上是一個連續體。另外方面，檔案跟田野一樣，不是只有目錄和文件，而終究還是由人所構成。因此在檔案館中，研究者也需要跟館員打交道、跟一同出入檔案館的訪客建立關係、也會有情緒、也會有盲點。

《罌粟海》不是一部容易讀的小說。〈紐約觀察家週報〉(The New York Observer)聲明：這部小說更近似喬治盧卡斯的史詩電影，而非現代小說，而閱讀小說的強烈視覺（可譯）與聽覺（難譯）經驗，的確也讓閱讀小說的經驗更接近於觀賞紙上電影。但是，《罌粟海》是一部寓意深厚的小說。我願意將這三部曲大作推薦給人類學讀者。撇開現實與虛構的層次不談，好的小說可觸及的深度與高度，民族誌往往不能望其項背。

LaLa Land的主角不是米亞與賽巴斯欽，而是洛杉磯。同樣地，《罌粟海》的主角，與其說是那些使讀者揪緊了心的角色──寡婦狄蒂與賤民卡魯瓦、落難王公尼珥與他的獄友中印混血阿發（來自孟買的白帽祆教徒與蜑民女子在廣州所生的孩子）、黑奴後裔自由民二副賽克利、變性的毗濕奴派信徒(Vaishnavite)諾伯開新、生物學家之女寶麗和她的兒時玩伴喬都、英國奸商勃南、衰老的船長齊林斯基、地方法官、追捕狄蒂的比洛．辛──毋寧說，是開展在混雜的語言現實(multi-lingual reality)之中的帝國之花。這部作品，最鮮明的兩個角色，一是語言，一是罌粟。舞台背景，則是印度洋。

馬遠布農族遺骸爭議，在近日的協調會上有了正面的發展。根據2008年的紀錄，台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1,580具/件人體遺骸，其中207具/件來自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具/件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多數為福佬人，亦有客家人的遺骸。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眼光由當前的爭議拉寬放遠，去探問遺骸主人如何死亡，遺骸何以被挖掘，而有機會一窺知識、國家、歷史與地方記憶間的關聯。

近年來作為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的大學被期許必須負起「社會責任」，從事「社會實踐」，主要的方式是透過科技部與教育部政府部門提供大型計畫補助，鼓勵大學教師形成團隊，競爭這些資源並產出成果。然而，成為一個「逃離空間」可能才是當代大學重要的社會責任與實踐。大學座落於社會中，當然不可能遺世而獨立，但該努力的正是確保結構性逃離的可能性，透過自我組織的互助實踐抵抗資本積累邏輯的入侵，維持學術社群的自主性與繁衍，而不是跟著社會浪潮隨波逐流。

藏人最激烈的反抗不是進行恐怖報復的行動，而是自焚。業力造作和輪迴的世界觀，提供了超越人我之間分別的時空架構。唯有從這個視角，才能理解西藏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這個文化可以為人類所帶來的寶貴資產，對於世事紛擾的現今世界，仇恨對立激化的時代，學習看見西藏的方式，也反觀了我們如何看世界的。

《自殺與靈魂》一書的作者希爾曼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指出，死亡出現是為了轉化。透過死亡，生命才可以從前一個狀態進入下一個狀態。這樣的說法並不難想像，因為舊的秩序不結束，新的秩序根本無從浮現。從分析的經驗中希爾曼也發現，靈魂偏好以死亡經驗來推動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如希爾曼所言，「自殺衝動」是一種「轉化的驅力」，而「自殺」，則是「嘗試透過死亡，強制從一個領域移動到另一個領域」。

這是《朱鷺號三部曲：罌粟海》書評的上集。計畫介紹給讀者的部分包括了：自由貿易、印度洋、語言之海、暴力、救贖、罌粟的生活史、民族誌與小說。今天只能提到這海洋的引子──自由貿易之神。若要用昆德拉所不喜歡但是是網路行銷時代不得不採取的「簡化」策略，也就是「一句話介紹這本書」，那麼我會這樣形容這《罌粟海》：「魍魎畫皮，月之暗面。精準地再現了十九世紀與中國有關的反面世界史。是教科書讀不到的世界史。無比真實，無比複雜。非常救贖，非常好讀。」

在沖繩豐富的海洋文化之日常中，Ha-Ri-（划舟競賽）除了留存了沖繩歷史中具有紀念性的一頁文化交流史之外、也結合了當地的生態、物質發展，在季節更替之際，藉由人群的活力，向社會昭示海之幸與人之力的完滿結合。

或許，與其因為緬懷過去相片中那番已逝去的神韻而感嘆，或對關於自拍的種種爭議進行辯論，我們應該要脫離道德焦慮，以及其他身體科技議題的膚淺比較框架來談日常攝影這件事。我認為日常攝影中的自拍行為可以被視為當今生活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眼花繚亂的社群科技中捕捉那片刻的「沒差、什麼都可以」的美感，以及擁抱「身體 – 鏡頭 – 形象 – 螢幕」這個看似平淡的組合能夠帶來的種種新的想法與視角。

在博士論文致謝詞中，我把論文獻給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四位母親：田野地的斐濟媽媽、我自己的老木、岳母、以及和我一起合力照顧小孩的老婆。若是沒有她們在不同階段的幫助，這本論文一定不可能順利生產出來。多年前，一位自己身為人母的人類學家則是把論文獻給自己的小孩。在短短一句話內，對孩子的虧欠、欣慰、驕傲等複雜心情塞滿其中。

台灣是南島重鎮，從南島連結來與太平洋外交銜接──亦即南島外交──是最自然的走法。這些年來雖然不同政府重視程度有別，作法尚未系統化，然而也有不少的交流活動，在有些原住民社群中成為新興的議題。「南島」（Austronesians）這個詞也從小眾學術圈的討論，在過去數年間逐漸在大洋洲有了知名度。台灣的大洋洲研究者很早即是南島外交的倡議者，多少也參與了一些相關活動，對此樂觀其成，本文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與發展建議。

「田野就像是在學做人」：研究倫理作為一個學科或學門制度化的準則當然不否認其意義，但田野之中面對不同的情境，甚或是相異人群對於「倫理」為何的不同考量，或許很難說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這也或許是為何，關於這些「研究倫理」的討論，總是能不停地在新的課堂上，又有新的案例和應對，讓我們繼續討論下去。